浅析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的博弈
　　　　　　　　　　　　——由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引发的思考

引言：药品涉及到国民健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所以相对于一般商品来说，药品有其自身的一些特殊性，这在国家立法以及相关部门的管理规定上有所体现。涉及到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包括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药品管理法等，由此涉及的主管部门也很多，“双重”甚至“多重”的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常常造成“冲突不断、乱象横生”的局面。在2011年9月5日至8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商标节期间，主办单位中华商标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专门增设“实施商标战略助推医药产业发展论坛”对药品涉及到的商标问题进行专题研讨，而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则在该论坛中，分别被来自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主讲老师作为经典案例引入议题。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因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的冲突而产生，本文旨在通过“银黄”这一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个案为基础，对药品通用名称的认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就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博弈可能带来的相关法律问题展开思考。

案情概况
2000年3月23日，山东鲁南制药厂以中文文字“银黄”为标样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提出注册申请，并于2001年6月7日经商标局核准，注册于第5类，“医药制剂”商品上，注册号为1580496。2006年，该商标转让至山东鲁南制药厂改制后成立的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于2006年6月5日以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以下简称“争议商标”）违反《商标法》第十一条相关规定为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注册商标争议裁定申请，请求撤销争议商标。
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09年10月19日作出商评字（2009）第27532号《关于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裁定书》认为，申请人地奥集团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认定争议商标已经成为指定商品的通用名称，丧失了商标应有的显著特征，故维持了争议商标第1580496号“银黄”的注册。
地奥公司不服，将本案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银黄”系指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但“银黄”名称的含义并不等同于“银黄口服液”或“银黄颗粒”、“银黄胶囊”等药品名称的含义，故“银黄口服液”属于药品通用名称，但“银黄”并非药品通用名称。但在争议案件中，商标评审委员会仅就《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通用名称”相关主张给予裁定，漏审了地奥公司关于《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的主张，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裁决。
地奥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于“银黄”是否构成药品通用名称这一关键事实认定有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则认为：虽然鲁南公司早在1987年即开始生产“银黄口服液”，但在争议商标申请注册前，已有大量企业取得“银黄”类药品的生产许可，“银黄口服液”、“银黄颗粒”、“银黄胶囊”或其他含有“银黄”的药品名称已经成为该类药品通用名称。在中药领域，“银黄”是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作为“银黄口服液”、“银黄颗粒”、“银黄胶囊”或其他含有“银黄”的药品名称中的显著部分，“银黄”的含义虽不完全等同于“银黄口服液”或“银黄颗粒”、“银黄胶囊”等药品名称的含义，但结合《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的相关规定，并考虑到“银黄”类药品在争议商标申请日前的广泛生产，相关公众足以通过“银黄”指代“银黄”类药品的事实，应当认定“银黄”已经构成“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
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重新作出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该裁定确认“银黄”为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同时，由于“银黄”是金银花及黄芩两药材名称的缩称，以此作商标使用在医药制剂商品上，直接表示了该商品的原料等特点，也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消费者一般也不易将其作为商标加以识别，因此，也缺乏商标有的显著特征。故依照《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裁定撤销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
此后，鲁南制药集团不服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再次起诉，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均判决维持了商评字（2009）第27532号重审第477号《争议裁定书》，第1580496号“银黄”注册商标被撤销的事实得到确认。

案件评析
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的时间跨度相当之大，从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申请注册时的2000年3月到2011年9月北京高院针对重审裁定上诉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共历经十一年之久，而本案的证据收集整理，时间跨度更是从1984年跨越到2010年，前后长达二十六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涉及到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之争的案件历来旷日持久的共有特征。同时，商标行政诉讼容易因行政裁定被撤销而发生“循环诉讼”的特点在本案中也得以体现。
本案中，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的注册，与市场上“银黄”类药品被广泛生产、使用的事实，与一般公众的普遍认知是存在冲突的，但“银黄”也确确实实没有被直接列入药品国家标准或是行业标准。但事实证明，这与界定“银黄”名称的法律性质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联，而公众约定俗成的认知却成为了本案最终的定案依据。
商标与商品通用名称之争向来关乎行业的发展秩序和公共利益，通用名称或类似文字成为商标后，引发行业内企业间的行政或司法纷争屡见不鲜；通用名称的认定专业性强、行业跨度大，而行政机关、人民法院在对于通用名称的理解和案件事实的认定上也仍然存在一定程度分歧。这些即使是在“银黄”作为药品通用名称已经“尘埃落定”的今天，也十分有必要去回顾、思考，以期“温故而知新”。

一、药品通用名称成为商标的危害
“药品通用名称”是较为专业的一个概念。药品作为形形色色商品中的一种，“药品通用名称”定义必然离不开“商品通用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属于商品通用名称的，应当认定为通用名称。相关公众普遍认为某一名称能够指代一类商品的，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被专业工具书、辞典列为商品名称的，可以作为认定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参考。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行的《商标审查标准》中，则认为通用名称是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或者约定俗成的名称，包括全称、简称、缩写、俗称。因此，落实到药品领域，则可以认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规定的名称，是药品通用名称；同时，中国药典委员会制定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应当确认为国家标准，其总则第2条规定：“按照本原则制定的药品名称为药品通用名称”，此两类名称，是药品领域法定通用名称的表现形式。而相关公众普遍认为能够指代某一类特定药品的名称，应当认定该名称为约定俗成的药品通用名称。
由此可以明确，药品通用名称是用以区别不同种类药品中对某一类具有共同属性及其本质特点的药品稳定且普遍的统一称谓。通用名称的作用是告诉消费者某件商品是什么，在提及这样一类名称时，一般消费者普遍会认为它指代的是某一类商品，而不会联想到具体的生产厂家。因此，通用名称是特定行业的公有资源。而商标则不同，商标是用于区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显著性标识，简言之就是用来告诉消费者某件具体的商品或者某项具体的服务是谁提供的，在提及商标时，它会让消费者固定地联想到具体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
因此，一旦事实上作为通用名称使用的文字被注册成为商标，就会出现行业的公共资源指向某一特定主体的状况，这对于该特定主体之外的其他同行业经营者是极度不公平的。如在医药行业领域广为人知的“散列通”商标案，由于该名称曾被收录入药品地方标准，从而被认为是医药行业内的通用名称，国内众多的制药企业都在广泛地使用，后来“散列通”通用名称被国家标准取消并被注册为商标，即出现大量制药企业被迫更换产品名称，业内共同打造经营多年的“散列通”成为私有资源被罗氏公司一家独占的不利情形。在本案中，“银黄”文字作为注册商标被鲁南制药集团加以独占，同样也存在使消费者在购买以“银黄”为名称的相关药品时，注意力更容易被拦截于鲁南制药集团一家企业所提供的药品上，从而排斥了同行业其他经营者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使之可能借以形成不合理的竞争优势，霸占他人的市场营销成果和研发成果。

二、药品商标应当防止被淡化为通用名称
尽管药品通用名称因其具有“通用性”的特点，不具备标示产品具体出处的作用，从而不能作为商标取得注册，然而也并非所有的通用名称在它产生的那一天就成为了指代某一类商品的特定名称。例如在商标领域大家经常都会引用的经典案例——“阿司匹林”就曾今是药品商标，而如今却只是药品通用名称。这就不得不引出药品名称（或药品商品名称）这一概念。药品商品名称是不同厂家赋予自己生产的药品的特定称谓，目的是和其他厂家产品加以区别，药品商品名称具有商标的功能和属性，这一点也越来越多地被广大制药企业所认同，事实上，为数众多的药品商标，也正是以药品商品名称注册而来。
然而，由于制药企业在商标保护意识方面的不足和自身使用时的不规范，未将具有商标属性的商品名称申请注册，或是将注册商标作为药品名称来加以使用，最终导致这些独创性较强的名称或是商标被同行业大量使用，成为共有资源，最终淡化为通用名称，这对于最初创造出这些名称的企业来说，是十分可惜的。
结合本案而言，“银黄”类中成药曾多次被国家授予新药证书，同时，该类药品最早获得生产批文的记录始于1982年，分别是：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3家企业生产的“银黄”类药品；之后，在1984年时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获得生产“银黄”类药品的批号；再之后，鲁南集团于1987年获得生产银黄口服液的批号。此后，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检索信息显示，分别在1990年有1家、1991年有1家、1992年有9家、1993年有18家、1994年有25家、1995年有23家、1996年有63家、1997年有3家、1998年有9家、1999年有8家取得“银黄”类药品的生产资质，已达165家。而时至今日，可以生产“银黄”类药品的企业数量更是达到了319家之多。
而在前文的介绍中提到，鲁南集团申请争议商标第1580496号“银黄”是在2000年3月23日，距离“银黄”类药品最早获得生产批文的时间已有18年，距离鲁南集团自身开始从事“银黄口服液”的生产也有长达13年的时间。笔者认为，如果本案的争议商标申请日是在1987年，或许就很难认定“银黄”构成通用名称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银黄”就不具有描述性或是造成功能误认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黄”或许也可以算作是因为长期未注册、长期被大量使用而被淡化为通用名称的案例之一。
三、关于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博弈的思考
既然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间既存在冲突，又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对于广大制药企业和商标法律事务的从业人员来说，正确把握这种博弈的关系，在这中间寻找确立商标权利来保护自身知识产权，及时撤销已经淡化为通用名称的商标扫除潜在的商标侵权风险就显得尤其重要。结合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笔者认为以下几个要点尤其应当重点把握：
第一，时间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否属于通用名称，一般以提出商标注册申请时的事实状态为准。这一司法解释强调了商标注册申请的时间是认定商标是否构成通用名称的重要参考点。在具体实务中，需要撤销已经淡化为通用名称的商标时，证据的组织应按该商标的申请日之前的事实状态来组织；而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了创造出某一特定的商品名称的企业，越先将这一名称申请注册，就会在面临被他人以通用名称为由提出撤销申请时，处于越有利的地位。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还指出：如果申请时不属于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诉争商标已经成为通用名称的，仍应认定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虽在申请时属于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但在核准注册时已经不是通用名称的，则不妨碍其取得注册。由此也明确了诉争商标核准注册的时间点，也十分重要。
第二，通用名称的取消问题。目前，部分制药企业的产品由于一些特定的原因，直接地被列入了《药典》或是国家标准，然而事实状态却是该标准所指向的“通用名称”为某家企业所独占。在一定的时间内，企业或许还可以依靠新药名称保护或是专利权的保护维持这种独占地位，但长远地来看，这类药品终将进入行业公知领域，面临淡化的风险，这对于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发新药的企业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因此，国家、行业标准并非一成不变，通用名称也有被取消的先例，相关权利人及时请求主管部门取消通用名称，并将之纳入商标法的保护框架之下，对于企业实施商标战略，增强核心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的认定存在一定模糊性的问题。在第1580496号“银黄”商标争议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银黄”是否构成通用名称的认定上存在分歧，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其（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353号判决中，持商品通用名称应具备规范性和普遍性两大属性的观点，进而认为规范的中成药通用名称应当是以“中药药材+成药剂型”的方式存在，即使是在确认“银黄”为金银花、黄芩二味药材缩称的情况下，也依然认为“银黄”与“银黄口服液”等列入药典的通用名称含义不同，不构成通用名称。在此问题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则是在更多地考虑了“银黄”类药品广泛生产和相关公众在中药领域普遍能够以“银黄”来指代“银黄”类药品的事实状态，认定“银黄”已经构成“银黄”类药品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笔者认为，尽管北京一中院关于商品通用名称应具备规范性和普遍性两大属性的意见，在地奥公司充分证明了“银黄”类药品广泛生产及相关公众在中药领域普遍能够以“银黄”来指代“银黄”类药品的情况下，未能得到北京高院的认可，但这也表明在认定商品通用名称，规范性和普遍性都应当予以考虑，即使二者的关系不是“应当同时满足”，也至少应理解是综合把握、综合认定的过程。
最后，是证据组织的问题。在认定通用名称的过程中，除了需要考虑前文强调的商标申请日、核准注册日这些重要的时间点外，证据本身还应充分、详实，能够真实地反映特定时间点的相关事实状态。同时，由于药品通用名称与药品商标之争的诉讼均以商标评审案件为基础，故还应重视评审环节的证据提交。

结语
2009年4月21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知名品牌凝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的利器，代表着核心的经济竞争力，是企业和国家的战略性资产，也是引领市场消费方向的主要因素。这是对知名品牌作用、价值的高度概括。然而医药领域许多本来可以成为知名品牌的名称，或曾今是知名品牌的名称，却陷入了药品通用名称这一泥潭，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品牌经济发展。但只要广大医药企业能够正确认识、辨析药品通用名称，在生产经营中规范使用药品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及药品商标；在企业商标管理中做到合理布局，及时确权，全面获得商标注册保护；在个案应对中勇于向药品通用名称发出挑战，在当前国家为知名品牌的创立和发展提供和谐宽松的法律环境下，必然能够冲出泥潭，取得品牌建设的收获。


文/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
彭育波、杜诗仲
农业部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各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情况的通报

农办机 [2011]6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农机厅(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自2010年7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0]22号)（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发布以来，各地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把贯彻落实工作推向深入。各省（区、市）农机化主管部门按照《农业部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农机发[2010]4号)部署，广泛学习宣传国务院意见精神，迅速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主动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努力推动将国务院意见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实在地方实施意见及“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转化为发展农机化的具体行动，有力地促进农业机械化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各地制定实施意见进展情况

截至2011年9月，已有吉林、北京、河北、安徽、江苏、甘肃、四川、山东、陕西、重庆、青海和新疆等12个省（区、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实施意见（以文件发布时间先后为序）。其中，北京市根据有关农机化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意见精神，新制定了《北京市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明确了各级政府促进农机化的职责，赋予了农机化主管部门及推广机构、监理机构、鉴定机构相关职能任务，并将农机化扶持措施进行了实化、细化、配套化。

山西、浙江、内蒙古、福建、河南、湖北、贵州、云南、海南等9省（区）基本完成制定实施意见的前期工作，已报请省（自治区）政府审议，有望在2011年年底前后陆续发布。

其余省份大都完成了实施意见调研起草工作，正处于征求部门意见阶段。个别省份进展较慢，仍处在文件起草或农机化（农业）系统内部征求意见阶段。

二、各地落实农机化扶持政策情况

2010年7月以来，各地积极落实国务院意见提出的农机化财政、金融、保险、税费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扶持政策，推动建立农机化工作责任制，加强农机化机构队伍建设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一些省（区、市）在政策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有新的突破。

加大财政投入方面：2011年河北、山东、安徽、山西、吉林、黑龙江、河南、辽宁、天津、北京、青海等11（区、市）共从新增农资综合补贴资金中安排10.5亿元用于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贴，资金总量比去年增长150%。新疆自治区明确从 2011年起，自治区财政每年安排5000万元以上的扶持农机化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农业机械化技术示范推广和装备创新、扶持农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此外，自治区财政每年动态安排农机救灾油料补贴专项资金。北京市要求市、县（区）安排财政资金，用于农机研发推广、购置补贴和贷款贴息、燃油补贴、教育培训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事项。江苏省对报废农机后购买列入购机补贴目录的农业机械给予追加补贴。吉林省明确安排专项资金加快推进农机化示范区建设。河北省明确重点环节农机作业补贴标准。安徽省明确市县财政建立农机化发展专项及保障购机补贴工作经费。青海省明确逐年加大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投入。山西省、浙江省、云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天津市、宁波市等地，2011年用于农机化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专项资金较上年有大幅度增加。

加大金融、保险支持方面：安徽省明确增加对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贷款，推进大中型农机具抵押贷款业务。北京市将农业机械保险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江苏省明确加大农机保费财政补贴力度，采用财政贴息方式支持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农民通过贷款购买先进适用农机。新疆自治区明确将农业机械财产保险、拖拉机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实行优惠费率。

实施税费优惠方面：宁夏自治区明确实行“农机免费管理”，2011年财政安排500万元补助县区开展免费管理工作。陕西省明确财政补贴农机实地检验费用及减免牌证费用。山东省对跨区作业农业机械、运输跨区作业机械的车辆和技术服务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江苏省明确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企业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分别向当地人民政府、主管地税机关申请减免；农机专业合作社从事农田排涝、灌溉、脱粒等用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电价政策。江苏省、重庆市明确对农机作业用油实行优先、优惠供应。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安徽省明确将农业机械化公共服务专用车辆，试验检测、事故处理、宣传教育培训等设备配置和机耕道路建设纳入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安排相应项目。北京市、江苏省、四川省等地明确农机存放场库涉及用地按照农业生产用地手续办理。新疆自治区明确各地的县乡道路建设资金每年要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机耕道路建设和维护；保证乡镇农业机械场、库、棚的建设用地，在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实行集中或分户划拨。四川省提出构建“进组、入院、到田”的农村机耕道路网络建设目标。

加强机构队伍建设方面：新疆自治区明确将各级农机管理机构纳入行政管理序列，乡镇农业机械监理人员纳入县级农业机械监理部门编制，并适当增加人员编制；进一步理顺县乡农机技术推广机构管理体制，实行以县管为主；对空编、缺编突出的基层农机技术推广机构，由自治区实行统一招录，进行人员补充。甘肃省明确省农机局主要负责同志按副厅级配备。山东省、湖北省决定将省农机管理办公室更名为省农机局。山东省农机监理站由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列入参照公务员管理范围。广西自治区将区农机推广总站、农机鉴定站纳入参公管理单位。西藏自治区农牧厅正式成立农机处。

加强组织领导方面：重庆市把农业机械化工作纳入对区县的目标考核，对农业机械化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适时开展表彰奖励。山东省把农业机械化发展纳入县域经济考核体系，2011年省政府组织召开了全省农业机械化工作会议。甘肃省实行目标管理，将农业机械化工作责任落实情况列入各级政府年度工作考核内容。新疆自治区把农业机械化发展实效纳入政府考核内容，将对工作突出的单位和地方进行表彰奖励，并定期对各地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进行督查通报。广东省政府召开全省提升现代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工作会议，省长和省政府各部门、各地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国务院意见、部署推进农业机械化工作。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国务院意见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意见落实情况，是今年中央开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督导检查的重要内容。我国农业机械化正处在加快发展、结构改善、质量提升、领域拓宽的关键时期。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农机化工作特殊而重大的意义，紧紧抓住和用好难得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将思想统一到国务院意见的决策部署上来，将力量凝聚到国务院意见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不断把国务院意见贯彻落实工作引向深入，努力开创农业机械化发展新局面。

一要加快推进国务院意见地方实施意见制定工作。制定促进本地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是各省（区、市）贯彻国务院意见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务、细化促进措施、推进农机化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及有效举措。各地要高度重视实施意见制定工作，目前尚未出台实施意见的省（区、市）农机化主管部门，应尽快向政府主管领导汇报，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力度，加快工作进度，积极推动实施意见早日出台。

二要进一步推动落实国务院意见规定的扶持政策。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主动与有关部门加强合作，坚持不懈地推动落实农机化扶持政策。要规范、高效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制定实施农机以旧换新办法。要积极协调落实扶持农业机械化的基本建设投资，增强农业机械化公共服务能力。积极协调落实农机作业补贴资金以及重大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资金，加快薄弱环节机械化步伐。要积极协调将农机场库棚建设用地纳入设施农业用地管理。要积极推动农机抵押贷款业务和农机保险业务，争取地方财政实施政策性农机保险。积极协调加大对农机化科研投入力度，加快急需的关键性农机和重大共性技术研发。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用好用足用活每项政策，创造性地加以落实，并不断丰富发展，更广泛地调动农民、农机企业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积极性。

三要进一步抓好国务院意见提出的各项重点工作。各级农机化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规划指导、监督管理、协调服务职能，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确保农业机械化重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紧建立农机农艺协作攻关机制和完善农机农艺推广机构紧密配合工作机制；大力推进农机专业合作社等农机服务组织建设和跨区作业等农机社会化服务；大力培养农机作业能手、维修能手，定期对农机推广、监理和试验鉴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水平；加快推广普及重点环节和关键农业机械化技术，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技术集成和装备配套水平；依法加强农机试验鉴定及农机化质量监督，强化农机安全使用的教育及管理。各地要抓住机遇，加强农机化机构队伍建设，争取在机构规格、体系完善、条件建设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更好履行农机化工作职责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农业部办公厅

　　　　　　　　　　　　　　　　　　　　　　　　　　　　　　　　　　　 二〇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