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澜沧江保护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5月1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1年5月27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水域保护
第三章 防护林的保护及营造
第四章 水域的开发和利用
第五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澜沧江的资源保护，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促进我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的保护范围：系指澜沧江流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188公里的水域和沿岸的自然资源。
澜沧江一级支流勐往河、南果河、勐养河、纳版河、流沙河、罗梭江、南阿河、南腊河等河流的保护，由各县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规定的原则，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具体办法。
第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要把澜沧江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坚持在维护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保护自然景观的前提下，实行统一规划、保护治理、合理开发、协调发展的方针。逐步恢复澜沧江沿岸的植被，加快航运、水利、旅游等事业的开发建设，充分发挥澜
沧江的综合效益。
第四条 自治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驻州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农村的自治组织和全体公民，以及一切外来人员，都必须遵守本条例，并有权对破坏澜沧江资源及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水域保护
第五条 水域保护范围：自治州内澜沧江的水体、河道、河床、堤岸，及一切航运、水文、水利等设施。
无堤防的江段，其保护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水位确定。
第六条 在澜沧江水域内禁止一切有损于河床、堤岸、自然景观的行为。进行下列活动的，必须报经县以上水利部门批准，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范围进行：
（一）采石、挖沙、取土、采矿、淘金；
（二）爆破、钻探；
（三）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
第七条 在澜沧江水域内不得弃置、堆放阻碍行洪、航运的物体。在航道内不得弃置沉船，不得设置碍航渔具，不得种植水生植物。未经允许不得在水域内构筑任何建筑物。
第八条 在澜沧江保护范围内不得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废水；不准向水域内倾倒尾矿、垃圾、废渣等废弃物及有毒物体；不准新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和自然景观的工业生产设施。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限期治理。
第九条 在澜沧江航行的一切船只，不得向水体直接排放有毒有害污水、污物、废油等；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船只，应当有防渗、防溢、防漏设施。
第十条 禁止在澜沧江水域内炸鱼、毒鱼、电力捕鱼等酷鱼滥捕，以及猎杀国家列入保护的水生动物的行为。
第十一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毁坏澜沧江水域范围内的一切航运、水文、水利、环境监测等设施。
第十二条 有关部门要定期进行水文监测和水质化验，为澜沧江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章 防护林的保护及营造
第十三条 澜沧江防护林的范围：澜沧江沿岸非平坝地段第一道分水岭以内。
第十四条 澜沧江保护范围内的防护带，要认真保护，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垦，严防山林火灾，搞好森林病虫防治。

第十五条 本条例颁布实施前，一切单位、个人经批准在防护林带内种植的橡胶、茶叶等长期经济林木维持现有面积，不得扩大。
澜沧江防护林带内的经济林木，可按林地权属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并要编制采伐方案，由县级林业部门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禁止皆伐。
第十六条 澜沧江防护林带内禁止种植粮食和其它短期经济作物，本条例颁布实施前已种植的，必须退耕还林。对耕地确有困难的少数村寨，由县人民政府在防护林带以外给予适当调整；确需继续耕种的，应在澜沧江非平坝地段1000米以外，坡度在25°以下，并报经自治州人民
政府澜沧江主管部门批准。
澜沧江防护林带内退耕的土地，由林业部门作出规划设计，能自然还林的实行封山育林，不能自然还林的，按照林地权属，进行人工造林，限期恢复森林植被。
禁止在澜沧江的江堤坡面从事一切危及坡体稳定的活动。
第十七条 澜沧江沿岸的重要自然景观、溶洞、古树名木、文物古迹等，应严格保护，禁止砍伐和破坏。
第十八条 澜沧江的防护林带为禁猎区。禁止一切猎捕和其它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

第四章 水域的开发和利用
第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国内外的经济实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参加澜沧江的开发，建设适应经济发展的航运事业，建设电站及其他水利工程，发展渔业生产等。
第二十条 澜沧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由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澜沧江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统一规划，综合考察，作出总体设计，报请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澜沧江水域，从事航运、旅游等经营活动和进行科学考察等活动，必须向澜沧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经批准后方能进行。
第二十一条 开发利用澜沧江资源，应当服从澜沧江开发的总体安排，实行兴利与除害相结合的原则，兼顾上下游和沿岸地区之间的利益，照顾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第五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设立澜沧江管理委员会，作为自治州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澜沧江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自治州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本条例的规定；
（二）各部门在澜沧江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必须先将工程建设方案送澜沧江管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方可按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三）协调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关系；
（四）监督、检查、落实对澜沧江的管理保护措施。
第二十三条 澜沧江管理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具体负责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澜沧江管理所需经费列入州财政预算。
第二十四条 农业、林业、水利、建设环保、交通航运、土地管理、公安等部门，根据本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在澜沧江管理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各司其职。

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五条 对认真贯彻执行本条例，为澜沧江保护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有关部门评定，澜沧江管理委员会同意，报请自治州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管理委员会责成有关部门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行政处罚，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管理保护职责的；
（二）玩忽职守，造成澜沧江水体严重污染的；
（三）滥用职权，擅自批准单位或个人在澜沧江保护范围毁林开垦，破坏自然资源，造成重大损失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由县人民政府河道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环保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处以罚款，情节较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并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责令其停止或者关闭。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由渔政管理部门没收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没收其捕捞工具，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章各项禁止性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分别处以没收非法所得，赔偿损失，或者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毁林开垦视同滥伐林木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执行处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
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报经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生效。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1991年5月27日
影响司法公正的六大制约原因分析

宁波市检察院审查批捕处 岑剑平


宪法第33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为了达到该宪法原则所设定的目的，为了建设法制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司法就是必然和无条件的。司法公正作为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法律制度运作的核心和司法活动本身的要求，也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然需要。在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面对形形色色的公正与不公，产生了有关的价值观念或相应的法律理论，“何谓公正”和“如何实现公正”总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学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揭示法的公正性，构造公正的法律制度的进程。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人民群众的正义观产生直观影响的正是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诚如培根《论司法》中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审判则是把水源破坏了。”因此，司法公正事关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制度的评价。很难想象，经历了一次不公平审判的当事人对司法公正会满怀信心，也不能希冀所谓胜诉方对司法公正毫不怀疑。要实现司法公正，保证“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就应首先了解我国目前司法公正进程中的几大障碍性因素：
一、法官、检察官选用、选拔制度的不合理
按照《法官法》、《检察官法》的规定，我国司法机关的大多数法官、检察官均已达到大专以上专业水平，新近审议中的上述二法修正案，甚至将之规定到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但是，我们所讲的“大专以上”这个词是比较含糊的。熟悉中国教育现状的人都知道，突击几个月拿到大专文凭并非个别现象。目前为各类领导干部专设的“考研班”也是较为普遍的情况。不仅如此，法院、检察院还往往成为复转军人主要安置去向，仍被组织部门、人事部门认为在各行业当中外行人最容易进入的机构。不必说法律专业文凭，基本法律常识的具备也没有被作为从事司法工作的先决条件。为什么对进入医院做医生，对进入科研机构作科研的专业化要求很高，但到法院、检察院工作的专业化要求反而会很低呢？难道检察院、法院的工作比医院不重要吗？医生的手术刀事关人体健康，检察院的逮捕令、法院的判决不是也维系着公民的生死荣辱吗？司法队伍专业化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性要求，是左右司法正确与否的先决条件。为此，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重用法律专业人才，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确立按照不同专业素质评定不同等级检察官、法官的标准，废除目前按照行政职级、工龄评定等级的不合理标准；另一方面要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对法官、检察官的选拔不仅要强调政治属性的强弱，甚至听话与否,更重要的是要看重其业务资历和实际办案水准，保障法官、检察官职务的稳定性和精英化，这样的司法队伍才能有勇气和能力，抵御地方和部门保护，公正审判和法制统一才能实现。
二、传媒对司法权的监督没有法制化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来自传媒的监督，这是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监督的必然载体。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使得舆论的力量空前的强大。在欧美国家甚至称之为“第四种权利”。如今的中国媒体对司法监督的重大效能也逐渐显现出来。如酒后驾车撞人的张金柱案、四川虹桥垮塌案，对有关责任人的追究正是通过媒体的披露才实现的。有报载，临刑前的张金柱哀叹，他是被记者说死的。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时候，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所谓社会影响大几乎成为衡量当事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标志。一个好人违法犯罪很多人会同情，一个贪官被抓，人们恨不能立诛而后快。特别是对有些案件形成一边倒舆论的情况下，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实际上嬗变成为另一时空的审判案件活动，这种情况的结果只能是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良药是通过立法使传媒监督成为一项规范性很强的监督活动。
三、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制度不健全
人大和检察院对法院、公安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宪法和三大诉讼法的法律条文中规定得比较明确，但是问题在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司法权有着不受监督的一面。宪法强调了立法权对司法权的监督，但是在具体的诉讼法典及相关的法律却缺乏极具可操作性的关于具体司法机关间的监督，即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法院的法律监督。现行法律赋予的监督手段太过匮乏，规定的监督范围也很狭窄。对于许多即便是不公正的事件，检察机关也无权监督，对于求助的群众而言，这也自然使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大打折扣。最高法院的一纸批复,让检察机关对即便是错误的民行裁定、执行，也不能监督，即为明证。公民在遭遇上述不公时便无法通过必要的司法途径，寻求获得权利救济，这也反映出监督机关对于此类纠纷的公正解决的无价值性。从检察院对司法权的监督实践来看，它本身存在体制性矛盾，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参与者，前受享有庞大无比的行政权、司法权的公安机关的掣肘，后有对其诉讼行为作最终评价的法院的制约。被监督者无处不显示比监督者更为强大，因而指望检察院现在的地位和权力去实现约束司法权滥用的目的是很难的。为今之计，不妨立法让检察院归于行政机关序列，与其他行政机关诸如监察、审计等形成一种合力对司法权进行监督，或恐能有更好的效果。
四、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
前面言及法定机构对司法权约束不力，同时司法权又受到行政权主要是地方行政权的强力干涉，使司法活动不时地围绕地方行政权展开，其依附性集中表现为：一是司法机关的经费仰仗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司法机关的人员升迁、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三是司法机关的工作条件改善、装备更新依赖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基于上述原因，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有可能受到地方行政机构的压力。后果就是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威信，也和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相冲突，这也就是俗称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要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设置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的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立法规定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经费划拨、人员管理，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
五、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倾向
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司法传统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干预，而司法机关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行事。沸沸扬扬的送法下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等，使二者的职能差异近乎消失。再从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甚至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法官除了法律，再无别的上司”的名言被抛置一旁。凡是能和办案检察官法官的上级挂上钩的人都可以对检察审判结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宪法设立的是“一府两院”模式。然而事实上检察、法院从不具有与政府并列的地位，人事、财政上受制于政府不说，从领导配置的职级来看，市（县）长、副市（县）长都是地方市（县）党委的常委，公安局长也均进入了常委序列，但院长、检察长至多是个副市（县）级。从党委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的领导甚至公安机关的领导也就是检察院、法院的领导。法官对上级的依赖性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独立审判制度受到严峻挑战。
六、检察官、法官的必要待遇也存在着不足
以检察官为例，中国的检察官与其他国家检察官相比，待遇是比较低的。实现司法公正、拒绝腐败，就要保证法官、检察官这一群体维持体面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所必备的基本物质条件，这一条件对保证作为法官、检察官的尊严和责任感是很重要的。以如今的差旅、住勤标准，很难想象当他们从住宿的简陋、有时甚至是肮脏的小旅店出来，在街头小摊处吃完大饼、油条，走上庄严的法庭，坐上审判席、公诉席与刚从星级宾馆出来的乘着小轿车来到法庭的辩护律师相对而坐，其内心的公正性、与职业的尊严感会丝毫不受影响。
本人以为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一个国家中，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最重要的一道关口。同时也是最后一道关口。实现司法公正需要从改善机制入手，同时也必须从观念上转变过来。制度建设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然而，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司法公正作为目标与价值所在，从制度上加以保障，使之不断完善起来的工作不能停顿。





参阅书目、文献：
1． 培根：《论司法》，载《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 贺卫方 ：《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载《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美]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
4． 徐显明、齐延平：《论司法腐败的制度性防治》，载《法学》1998年第八期；
5． 叶祥考、赵厚轩：《论刑事司法公正中的利益公正》，载（京）《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