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
荆志坤　董朝如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与刑事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主要差别集中表现在举证责任制度上。如何设定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使之成为确定行政诉讼的胜诉和败诉的规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其价值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被告负举证责任说，但规定得过于原则，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掌握。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举证责任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采用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说，兼采合理分担说，即在一般情况下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特定的情况下由原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解释》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比较1991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大大地进了一步，但仍然有不周全的方面，主要是对举证责任的价值未作明确的设定。
　　举证责任的价值，主要是指诉讼中的原告、被告或第三人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对胜诉和败诉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笔者认为，法律或司法解释，对此应作出明确的回答。譬如，法律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作为当然的被告的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行政机关拒绝承担举证责任，或者所举证据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收集的证据、依据，对此法院如何作出裁决，仅作出“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这样的司法解释是不够的。因为我国是实行的是成文法而不是实行判例法，在行政权强大且不甘愿法律束缚其手脚，司法权相对弱小的环境下，如果法律不作出明确的规定，对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者——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上述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应当举证或者所举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明确设定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同样，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对于起诉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提起行政赔偿中被侵害造成损失的事实以及其他应由原告举证的，如果原告不举证或举证不能的，也要明确应由原告承担败诉的后果。
证据的采信规则
　　我国把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追求客观真实奉为圭臬。但是，时过境迁的客观真实不可能毫无差错地重合再现，在法律意义上，只能是依靠证据和推理去认定事实，这就法律上的事实。法律上的事实是依靠证据支撑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对证据的采信作出规定，行政诉讼活动则难以为继。
　　“先取证，后裁决”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必经程序，那么，如果行政机关所取证据违法，则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就会坍塌，行政相对人倘若提起行政诉讼，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败诉是不可避免的。
　　在行政诉讼中，设定证据采信规则，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避免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对于行政主体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中所取证据因违法不予采信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行政主体认定事实的证据违法
　　行政活动绝大多数都是依职权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都是行政机关的主动行为，即使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也处于主导的地位。行政主体在个案出现后，也要主动收集、审定并采纳证据，以便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对证据从原始状态开始收集、审定和采纳的活动是一个权力运行的过程，其中证据运行活动的不正常，即可能导致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违法，其证据则不能采信。
　　1?证据的外在形式违法。根据法律规定，证据的形式有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七种。对于以上证据的形式经过法庭质证属实则可以采信。如果外在形式不合法，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未加以补救使其合法化，则不能予以采信。
　　2?非法定主体收集的证据。行政主体对于非法定主体收集的证据，虽然其证据具有客观性和相关性，但未经过行政主体的法定人员依法定程序重新收集并查证属实取得合法性，这样的证据不能采信。
　　3?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行政主体不遵守法定的步骤、顺序、方式和时限对证据进行收集、审查和采纳，即作为事实认定的证据，如果发现后，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又未采取法定的补救措施或重新通过合法程序取得，对认定事实产生严重影响的证据，亦不能采信。
　　4?采取非法职权取得的证据。行政主体违反法律规定采取的手段、方法和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比如对行政相对人采取逼供诱供、违法羁押或胁迫手段获得的证人证言，即使其证据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但由于是利用职权非法获取的证据，也不能采信。
　　(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举证责任违法分配
　　首先举证责任应依据法律规定。这里的法律既包括狭义的法律，也包括广义的法律即法律精神和原则。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分析，立法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常由实体法根据事实要件予以明确，通常表现为除非有例外规定，程序的发动人员负有举证责任。
　　其次由行政主体依合理原则分配。行政程序举证责任的分配可参照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大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及其精神，在不违背公平、显失情理的条件下，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最后应该有利于相对人。行政程序确定的职权调查主义原则使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特别地位，对此，行政相对人完成法定举证之外的举证责任在无法律明确规定，依照经验又无法合理分配时，宜采取有利于相对人，即由行政主体一方负担举证责任为解决办法。
　　行政诉讼中，对于举证责任违法分配的、显失公平、不利于行政相对人的举证责任分配，经法院查证后应不予采信。
　　(三)行政主体认定事实时推定或认知违法
　　1?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除运用证据外，也运用推定获得事实结论。行政推定是在行政领域根据某一事实的存在作出另一与之相关事实存在与否的假定。正确运用推定，既可提高行政效率，也可公正分担举证责任，缓解某些事实证明上的困难。行政推定可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两大类。法律上的推定是指法律规定的从已知的事实推论出未知事实或不依赖某种基础性事实即推理出另一事实存在的过程。事实上推定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根据已确认的事实，依照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推断。其既要合法也要合理，如果据以作为事实认定的行政推定违背了法律的直接规定、法律精神、科学原理或社会公认的经验规则，其行政推定为违法推定。
　　2?行政认知是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以一定形式直接认定某种事实的真实性，并据此作为事实认定基础的过程。但这种认知过程不能以强调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而影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行政主体在行政认知上，如果对非属无合理争议的事实或让相对人对应该行政认知的事实进行举证即属违法认知。
行政诉讼取证和举证期限
　　行政诉讼中的取证和举证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联系是，取证是前提，举证则是取证的目的所在。其区别是，取证是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而言的，是在行政诉讼之前行政机关在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作为；而举证则是被告行政机关对法院而言的，是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特定在行政诉讼过程中的作为。
　　行政诉讼中的取证和举证对审理结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取证和举证的期限作出规定是关键。在行政诉讼中规定取证和举证的期限，其意义还在于防止诉讼活动的拖延，又可及早确定案件的事实和性质，实现行政效率和司法效益的统一。
　　(一)行政诉讼取证期限
　　1?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一规定，仅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而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又得知原告将要提起诉讼之前，是否可以收集证据，法律出现了疏漏。1991年的《意见》未作解释。1999年的《解释》已经明确，其第26条第二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这一规定明确地阻断了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在提起诉讼以前的取证行为，也就是取证的期限只能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
　　2?行政复议机关取证的期限。有观点认为，复议机关的复议程序的插入导致了情况的复杂化。其实不然。行政复议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经过全面审查，可以变更，甚至撤销。那么，行政复议机关如果不行使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就谈不上全面审查。笔者认为，复议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应局限在全面审查原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如果经复议维持的，提起诉讼因为原行政机关是被告，其取证期限仍然限于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解释》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所收集和补充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根据。如果复议机关作出变更或撤销原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由于复议机关成为被告，形成了一个新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取证期限亦可延续到复诉机关作出新的具体行为之前，其取证期限与《解释》“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并不矛盾。
　　3?取证期限的例外情况。根据《解释》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的；二是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上述两种例外情况，表面看来，取证期限放到了作出行政行为之后。但笔者认为其取证的期限实质没有变，其取得的证据仍然要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存在的证据，而决不能是作出行政行为之后出现的证据。
　　(二)行政诉讼举证期限
　　1?行政主体的举证期限。根据《解释》，笔者理解为其举证期限应当在收到起诉状10日内，而不是在整个一审作出裁判之前。在上述期限内不提供即可认定为举证不能，被告承担败诉的后果。如果有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即出现上述例外取证理由的(仅局限于这两种正当的理由)，可将举证期限延长到整个一审作出裁判之前。《解释》第31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这说明，被告的举证期限局限在一审作出裁判之前，超过举证期限的证据则失去价值。
　　2?原告或第三人的举证期限。《解释》对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作了规定，但对举证期限，法律和《解释》未作规定。笔者认为，既然对被告的举证期限作了限制，为了保证诉讼的效率，对原告或者第三人的举证期限也应作出规定，可以放宽到整个一审作出裁判之前。这与立法本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不矛盾。
被告履行举证责任的标准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作为确定行政诉讼胜诉和败诉的制度，设定被告履行举证责任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在什么条件下说明被诉行政机关完全履行了举证责任，法律或司法解释应该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应具备以下标准：
　　1?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特定法律规范所要求具备的事实。所谓“依法行政”，具体的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所预先设定的事实要件必须得到满足后方能实施。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必须是特定法律规范所要求具备的事实。如果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不是特定法律规范所要求的事实而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则无法可依。二是特定法律规范规定的几个事实要件，必须满足几个事实要件，缺一不可。例如，工商部门对某商场销售超期食品进行处罚，必须存在两个事实要件，其一，商场有销售超期食品的行为；其二，查出的食品确是超过保质期的。两者缺一不可，否则，据此作出的处罚的证据便得不到满足。
　　2?任何事实要件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不得以强大的行政职权采取武断专横的态度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它所认定的每一个事实都应当有根据。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如果坚持认为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就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它所认定的事实确实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事实即为子虚乌有。
　　3?每一证据必须是可定案的依据。可定案的证据，同三大诉讼的证据规则一样，其标准是必须具备法律上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其真实性，即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带有任何主观的成份。证据本身不能存在假定、推测、想象的成分。作为定案的证据，一定要在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终止过程中和案件发生时形成的客观事实。其关联性，作为定案的证据必须与案件事实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其合法性，一是证据的收集、调查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违反程序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证据；二是事实必须具备法律所要求的特定形式，不具备法律要求的特定形式的证据也是非法证据。笔者认为，非法证据决不能提倡采纳说，如果那样，“无法无天”的悲剧将会重演。
　　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处于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核心地位。这一制度对于行政诉讼的后果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法律或司法解释应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完善。
　　(作者单位：江苏省金坛市人民法院)
从一起信用卡交易纠纷案看特约商户的审查义务

高 原


案情简要介绍：原告霍某于1993年12月3日向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申领了长城信用卡1张，卡号为8750190110733XXX，在申请表签名时明确声明在“用卡签单时均须使用此签名”。2002年2月24日晚19许，原告霍某装有身份证与信用卡的钱包被盗，其于当日20时16分通过电话方式向发卡银行申请挂失，并于同月26日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刑警大队报案，该案至判决时仍未侦破。当日19时49分至20时13分之间，该卡被他人在被告广东某电讯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厅通过POS机分6次刷卡购买手机7部，共消费29030元，广东省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已将此款项划入被告公司帐户。在发生该笔交易时，被告某公司收银员为慎重起见要求该冒用人出示身份证进行核对并复印一份留存备查，并根据规定要求使用人在消费单据上签名，也对其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进行了核对。在法庭调查中，该身份证复印件与原告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致，但信用卡冒用人在被告处消费时单据上的签名笔迹与原告在申领信用卡时的签名笔迹样本以及原告作为证据提供的在其他特约商户消费时的签名笔迹三者都明显不相似。2003年1月9日，原告霍某将被告某电讯服务公司起诉至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认为由于被告“在使用人的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明显不一致的情况下，接受持卡人进行刷卡消费，导致原告的财产损失”。因此，要求被告赔偿原告霍某的全部损失。东山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后认为：“被告的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审核冒用信用卡人的签名与该信用卡背面上的签名是否一致，便与该冒用信用卡人发生商品交易行为，特别是冒用信用卡人对同一笔消费要求分6次刷卡，被告的工作人员对此未产生警觉，仍违反规定进行了6次分单处理，并通过POS机划卡结算。没有及时、主动与发卡银行联系，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和广东省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发布的有关规定，因此，对于原告的损失，被告存在过错，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等规定，判决被告某电讯服务公司赔偿原告17418元，即承担了60%的赔偿责任。该案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且被告已主动履行了判决书中确定的义务。
尽管本案已经生效并已履行完毕，但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很多理论问题仍需澄清，否则有可能会给以后的司法实践带来误导。同时也对该判决结果是否公平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问题发表自己的主要看法，并对本案展开讨论，以求见教于大方。
首先，从信用卡交易这一法律关系的性质上来说，一般认为持卡人持信用卡在特约商户直接购物或消费时只构成一般的商品买卖或服务的法律关系。该关系是信用卡交易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却又相对独立于信用卡支付关系。笔者认为，持卡人在利用信用卡支付价款时只与普通的买卖关系在付款方式或结算方式上不同而已，并不产生其他新的法律关系。同时笔者也认为在信用卡付款不存在透支的情况下，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或发卡组织之间主要形成的是一种服务的法律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代理关系，笔者认为并不准确）。因此，从法理上来说，只要特约商户在进行POS机刷卡交易时的行为符合其与发卡行或银行卡组织之间所签订的合同中约定的有关审查义务时，不论实际持卡人是否为合法的持卡人，他都必须接受消费者用信用卡支付的这种付款方式。对于核对实际消费时的持卡人是否为合法持人，特约商户也只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及与发卡组织的具体约定进行审查，而不得强加给特约商户过重的义务，从而让特约商户承担更大的、不合理的责任。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我们也不能简单的以一般侵权责任中有关过错的理论及归责原则来进行处理，或者随意增加某一方当事人的义务或责任。
其次，我们来讨论特约商户在接受POS机交易时应负有哪些义务。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月26日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43条规定：特约单位经办人员受理信用卡时，应审查下列内容：（1）确为本单位可受理的信用卡；（2）信用卡在有效期内，未列入“止付名单”；（3）签名条上没有“样卡”或“专用卡”字样；（4）信用卡无打洞、剪角、毁坏或涂改的痕迹；（5）持卡人身份证或卡片上的照片与持卡人相符；（6）卡片正面的拼音姓名与卡片背面的签名和身份证上的姓名一致。该办法第44条也规定：特约单位受理信用卡审查无误的，应在签购单上压卡，填写实际结算金额、用途、持卡人身份证号码、特约单位名称和编号。如超过支付限额的，应向发卡银行索权并填写授权号码，交持卡人签名确认，同时核对其签名与卡片背面签名是否一致，无误后，将信用卡、身份证和第一联签购单交还给持卡人。从该规定来看，除“如超过支付限额的，应向发卡银行索权并填写授权号码，交持卡人签名确认，同时核对其签名与卡片背面签名是否一致，无误后，将信用卡、身份证和第一联签购单交还给持卡人。除此之外，特约商户主要审查“卡片正面的拼音姓名与卡片背面签名和身份证上的姓名一致”即可，并无须核实其“签名笔迹是否一致”的义务。而且，该规定也已被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1月5日所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废止。但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删除了原在《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特约商户应负担的有关义务的规定。因此，特约商户在接受刷卡这种支付或结算的方式时应负有什么具体义务，主要来自银行卡组织与特约商户之间进行的约定。笔者同时也注意到，银行卡组织与特约商户之间的协议大都类似于原《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对特约商户有关义务的规定。因此，笔者就对特约商户是否应负有审查“签名笔迹是否一致”这一义务的合理性等问题展开讨论。
从审查核实签名笔迹是否一致这一义务的来源上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从实体上来看，要求特约商户对持卡人在签单时的签名笔迹与信用卡背面上的签名笔迹是否一致的义务又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家主管部门的具体规定，其二便是银行卡组织与特约商户之间的特别约定。如前所述，由于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已没有再对特约商户在接受刷卡交易时的审查义务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因此，主要便是第二种情形了。但笔者认为这一约定对特约商户来说并非完全合理，而且他们之间的这些约定并不一定都会当然有效或全部有效（限于本文篇幅，在此不作深入讨论）。由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大多数也就只有两到三个汉字，对于一个练习过硬笔书法的盗卡人，特别是一些犯罪手段高明或运用高科技手段犯罪的人来说，在较短的时间内来模仿信用卡背面的签名笔迹并非难事。而特约商户的收款人员也并非专业的笔迹鉴定人员，他如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鉴别出此二者的笔迹是否一致？除非是模仿的效果太差，很明显。而且，“一致”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相似”算不算“一致”。我们都知道，在司法实践中对某些情况下的签名笔迹鉴定，就连经验丰富的笔迹鉴定专家都无法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那么让特约商户的一个普通收款人员来具有此项专业技能实属要求过高。而且，银行卡背面用于签名的纸条也会存在被替换的可能，此时的笔迹核对又有何必要呢？！而在本案中，原告霍某在1993年12月3日申领信用卡时声明其在此后的“用卡签单时均使用此签名”的签名笔迹也与其本人在法庭上提供的在其他特约商户消费时的签名笔迹明显不相似，足以说明笔迹核对的难度及局限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的书写习惯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其签名笔迹也就会随之发生改变，如何能保持完全的、没有具体判断标准的“一致”呢？而且某些银行卡组织对某些银行发行的银行卡进行交易时明确告知特约商户无须核对其身份证件（本案中，广东省银行卡网络服务中心就于2001年2月21日、22日向被告等特约商户发出通知，明确告知对中国银行所发行的信用卡在通过POS交易时无须要求持卡人出示身份证），就算是实际使用人不是合法持卡人，特约商户也无法知道其持卡与刷卡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而仅仅只是要求核对“姓名一致性”或者是“笔迹的一致性”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仅此就让特约商户来承担责任，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尽公平合理，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二、从程序上来看，在此类信用卡交易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法院一般认定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未尽到消费时审查冒用人的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是否一致的义务，此理由在证据法理论上并不充分。我们知道，特约商户在与持卡人在进行交易之前并不知道该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时预留的签名笔迹样本，甚至连持卡人的姓名就可能不知道。因此，特约商户根本无从知晓该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是否与预留的签名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他也根本无法知道该信用卡背面签名的真实性。我们要清楚，在进行笔迹核对时只能拿申领信用卡时的签名笔迹样本与实际消费时签单上笔迹进行对比，或者是拿信用卡背面的签名笔迹与签单上的笔迹进行对比，而不能随便用其他的签名来进行对比或鉴定。对于前一种情形，特约商户根本无法做到，而且特约商户没有任何过错。那么在对签单时的签名笔迹与信用卡背面签名笔迹进行对比时，从举证责任来看，原告霍某认为“使用人的签名与信用卡背面的签名明显不一致”，那么原告应该举证来证明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原告负有举证责任。现信用卡已丢失，其丢失的信用卡背面上的签名笔迹很难取得，很显然，原告根本就无法来完成其举证责任。现行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并没有要求此种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从而要求被告来完成举证。因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那么法院也只能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事实上，特约商户既无义务且在事实上也没有保存信用卡背面的签名笔迹。因此，如果法院在此类案件中都采取此类举证责任分担理论的话，毫无疑问都会使特约商户举证不能，岂不是强加给了特约商户在接受信用卡交易时都必须复印该信用卡背面签名笔迹等义务？此外，结合到本案案情，原告于2002年2月24日19时左右信用卡被盗，其电话挂失的时间是当日20时16分，但信用卡被冒用的时间却是在当日19时49分至20时13分之间，也就是说就算是原告霍某在挂失后立即生效，但由于该交易已经完成，其损失已经发生。而对同一次交易特约商户不得分次处理，仅仅是持卡人自己设定的自我保护方式，该限额既然由持卡人设定，那么他也就可以进行更改。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说特约商户的责任有多大？因此，由于该交易已经在挂失前完成，因此该行为并不是导致原告霍某的财产受到损失的原因或主要原因，而信用卡被盗及被冒用这一行为才是其财产受到损失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最起码第一次刷卡交易如此）。所以，法院判决让被告某电讯服务公司承担主要责任似有不妥。同时，在此类案件中，由于持卡人一般在申领信用卡时与发卡银行之间的合同及信用卡章程中都无一例外的认可在持卡人的信用卡被盗或被丢失后在挂失前及挂失后的24小时内所产生的风险及责任都由持卡本人承担。因此，法院在没有否定这一特别约定的效力的情况下，判决让被告承担主要责任，更无合同约定义务依据。不过笔者认为，发卡银行与信用卡申领人之间的这一条款极不公平。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应持卡人的请求予以变更或撤销，或者直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确认其为无效，以加强对持卡人的保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信用卡交易中特约商户的审查义务主要由其与信用卡服务组织之间合同中的约定来确定，但不能违背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规定，同时不得违反民法中的公平等基本原则。在信用卡交易业务蓬勃发展的今天，正确、公正、合理、合法处理信用卡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不仅可以保护信用卡交易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还可以通过司法实践活动来促进信用卡业务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以前信用卡交易中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或核对签名笔迹、信用卡挂失制度等），使得信用卡交易中各方当事人的风险较大。但随着现代社会通讯技术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已经有可能也有条件进行解决。笔者也欣喜也看到，国内一些银行已经推出了信用卡“即时挂失即时生效”制度，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信用卡丢失后被冒用而给持卡人所带来的财产损失风险，较好地保护了持卡人、特约商户等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也呼吁各发卡银行及发卡组织能够真正从保护持卡人的权益出发，提高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建立起“即时持失即时生效”制度，以促进信用卡业务的健康发展。

高原于200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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