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解读

刘文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下简称“解释（三）”）于2010年9月14日公布施行。解释（三）与解释（一）、（二）一样，针对目前各地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存在的普遍问题，特别是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争议案件，弥补法律了的粗陋和疏漏，解决和澄清了部分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另外，解释（三）承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合意，对于劳动者恶意滥用诉权的行为也予限制，是该解释的重要亮点。解释（三）是在“两裁共规”、劳动人事并部管理的大背景下出台的，须有相应的配套法律法规出台，才能够正确贯彻实施；解释本身也存在着“粗陋和疏漏”问题。
　　一、“两裁”初共规的立法特点
　　解释（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劳动争议仲裁和人事争议仲裁于2009年1月1日统一适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后公布的第一个司法解释，但与解释（一）、解释（二）一样，仅针对劳动争议案件而未涉及到人事争议案件的法律适用。这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人事部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后颁布的其他相关规章类似，虽然将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同时提出，但内容实质上多针对劳动争议而极少涉及人事争议。如果国务院长期保留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目前的行政设置，处理劳动和人事争议裁决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将会长期以劳动争议重点；同时，人事争议仲裁逐步吸收劳动争议方面的制度精华和司法实践经验，逐步使劳动争议与人事争议完全适用同一规则处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及司法实践中，作为用人单位的管理者，熟悉处理劳动争议方面的法律法规就足以满足日常管理需要。但作为从事专业法律人士，则应当注意主动学习和吸收人事争议方面的知识以备不时之需。

　　二、扩大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亟需配套法律支持
　　解释（三）顺应了国家和政府“维稳”的要求，将司法实践中可能两类导致群体事件的劳动者“投诉无门”的案件纳入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其一是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其二是因企业自主进行改制引发的争议。另外，还将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的。“社会保险待遇赔偿争议”和“改制争议”往往是一个用人单位中众多员工都存在的问题，容易引发群体事件，但过去不少地方法院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及法院对这两类案件不予受理。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加付赔偿金”也因存在行政处理前置的问题。如果劳动者没有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或者虽已投诉但劳动行政部门不作为，没有作出“加付赔偿金”的决定，劳动者还是无法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现将这三类案件作为了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是可解决劳动者“投诉无门”的问题，但是，裁决机构如何裁决，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社会保险待遇赔偿争议”面临着缺乏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甚至是在受民法规定的时效限制等问题。当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用人单位未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受到损害，远不止不能补交社会保险那么简单，如果没有统一标准，授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势必会造成新的司法实践的混乱。至于企业“自主进行改制”，也同样没有明确的界定。如果是政府主导的“改制”引发的争议，是否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也存疑问。至于“加付赔偿金”争议，如果未经行政处理前置甚至仲裁前置程序，法院是否可以直接作出对实体权利的判决呢？如果不可以，劳动者同样要面对因行政不作为而致法定权利无法获得的困境；如果可以作出实体权利判决，则法院可能代为行政机关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权力，是对现行基本法律制度的挑战。
　　总而言之，法院从保护劳动者的诉权角度扩大了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体现司法机关敢于为政府分忧的责任心，但是如无相应的配套规范，法院也很难统一司法标准甚至难避“越权”之嫌。

　　三、增加诉讼主体，加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
　　解释（三）对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经营者发生争议的，将经营者或/及出资人、营业执照出借方列为当事人，对于仲裁阶段遗漏的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追加为诉讼当事人；被追加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处理。这些规定无疑扩大了对劳动者的保护，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将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以挂靠等方式借用他人营业执照经营的经营者直接称为“用人单位”，显然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概念有抵触。二是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经营者发生争议的，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第四条），是否意味者劳动者只能在经营者或者其出资人中选择其一作为当事人而不能同时选择呢？如果是，劳动者的权利仍然无法得到全面保护。笔者认为，在此应当“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应当是并列关系（同时被选择）而不是选择关系（二者择其一）。三是法院在追加仲裁阶段遗漏的当事人，在一审阶段尚可施行；如在二审阶段发现遗漏了“必须共同参加仲裁的当事人”，是否也可追加，应当明确。如果在二审阶段增加仲裁阶段遗漏的共同仲裁参加人并对其应当承担的一并处理，显然剥夺该当事人在仲裁、一审阶段的抗辩权力，对于该当事人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些不能不说是解释三的“粗、漏”之处。

　　四、对特殊用工关系的处理，加大了对弱势劳动者的保护
　　解释（三）规定，对于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按劳务关系处理（第七条）；对于企业停薪留职人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下岗待岗人员以及企业经营性停产放长假人员，因与新的用人单位发生用工争议，按劳动关系处理（第八条）。同样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主体资格“不适格”者建立用工关系，但区别对待，体现了对相对更加弱势的劳动者的保护。但是，如果这些涉及弱势劳动者关于社会保险待遇、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因未签订劳动合同而要求用人单位双倍支付工资等方面的请求，如果仍然按照劳动关系处理，则可能引发更多的新的需要法律明确规定的问题。

　　五、首次承认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意
　　解释（三）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
　　我国的劳动立法，向来都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置于首位；一直将劳动者认定劳动合同关系中弱势的一方。劳动立法向来力求明确和强化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鲜有对合同双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意的承认，更无对劳动者契约意识的强调。由于总将劳动者作为弱势一方对待，一些用人单位因没能跟上我国劳动立法的快速变化而与时俱进地仅从形式上调整公司的薪酬结构（如珠三角地区港商习惯采用的月薪制），被部分员工离职前 “秋后算账”，提出了天价加班费请求；同时还作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理由。甚至有一些无良的法律工作者，以此理由鼓动用人单位的整个部门甚至整个公司的员工以公司未足额支付加班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开价加班费及经济补偿。还有些劳动者，在按照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取得报酬或者补偿、赔偿后，又以处于弱势地位，被欺诈、胁迫或者用人单位乘人之危等理由提起额外请求。裁决机关，也基于劳动者是弱势群体的惯性心理，否定双方的真实合意，裁决用人单位承担额外的义务。此条规定，无疑是对于我国劳动立法缺陷的补充，也是我国劳动司法实践的一大进步。另外，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第十一条），其实也是对当事人合意的承认。

　　六、对于加班事实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
　　解释（三）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不利后果（第九条）。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无法提供由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与仲裁请求有关的证据，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用人单位在指定期限内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能够证明加班事实的证据材料，一般均由用人单位掌管，过去均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范畴，现解释（三）规定由加班事实由劳动者负举证责任，与目前大量涌现的劳动者漫天要价的加班费“秋后算账”不无关系式。此规定对部分员工滥用诉权的行为进行了限制，但也不能不让人担心部分无良老板强迫员工超时加班而不付或者少付加班工资的现象重新泛滥。

　　七、明确的终局裁决的标准及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终局裁决、久裁不决可直接提起诉讼等制度，但存在认定标准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解释（三）对这两项制度进行了细化，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如果仲裁裁决涉及数项，每项确定的数额均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应当按照终局裁决处理。对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也进行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具有了更强的操作性。

浅谈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

葛长生


　　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行为人的一个犯罪预备中的另一个犯意表示行为，导致在认定犯罪预备的同时，正确地把犯意表示和犯罪预备区别开来，才能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正确定罪量刑，实现罪责相适应，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具有十分重要现实意义。

一、犯罪预备和犯意表示的不同点

（一）犯罪预备。根据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预备是指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

1、犯罪构成要件。要成立犯罪预备应当具有四个特征，即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实行犯罪，有明显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犯罪预备行为，为犯罪的实施创造便利条件；事实上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是因预备行为没有完成，或预备行为虽已完成，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着手实施犯罪；未能着手实行犯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果行为人自动放弃预备行为或者自动不着手实行犯罪，则不成立犯罪预备，而成立犯罪中止。

2、依照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犯罪预备作为故意犯罪的初期形态，虽然还没有着手实行犯罪，但是客观上造成了对法益的现实威胁或者侵害的现实可能性，体现社会的危害性，这就是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

3、依照刑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鉴于犯罪预备还没有造成犯罪结果，对法益的侵害通常小于既遂犯，因此刑法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犯意表示。犯意表示是指行为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内心的犯罪意图表现于外部的行为。

1、基本特点。犯意表示是一种单纯将犯罪意图表现于外部的行为；它需要借助语言、文字或者具体的行为举动等一定的方式能够被他人所感知；它是一种犯罪意图的单纯流露，对以后可能实施的犯罪是否易于实行、便于完成尚不能起到制造条件的作用。

2、刑法没有规定对犯意表示进行处罚。是由于行为人单纯流露犯意的的行为，不能为犯罪制造条件，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没有构成现实威胁，因此，刑法对行为人的犯意表示不能进行调整，依照刑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符合刑法立法宗旨。

二、犯罪预备和犯意表示的相同点

　　首先，犯罪预备和犯意表示都是一种行为，而且都流露和表现出“犯罪”的内容。犯罪预备是一种为犯罪创造条件的行为，而犯意表示则是一种言词行为。因此，尽管行为人的行为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都属于相同的行为范畴。
　　其次，犯罪预备和犯意表示都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都反映了行为人的犯罪意图。
　　第三，犯罪预备和犯意表示都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直接的、现实的侵害或者破坏。因此，单纯的犯意表示是不可能实现主观上的犯罪意图；而犯罪预备行为已使犯罪意图的实现成为可能。

三、犯罪预备和犯意表示二者的本质区别

　　在认定犯罪预备时，还必须把犯罪预备和犯意表示的本质区别开来。
　　第一，犯罪预备是对实行犯罪起促进作用的行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行为人准备了犯罪工具，制造了犯罪条件，也就是说有了实现自己犯罪故意的行为。而犯意表示行为只是单纯流露犯意，例如扬言杀人等，不是实现犯意的具体行为，没有对法益构成现实威胁，因此，犯意表示并不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可以构成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第二，犯意表示只是一种错误，可以通过批评教育的方式加以解决，而犯罪预备是为了着手实行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对社会构成了威胁，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刑法明文规定犯罪预备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三，犯意表示只有建立在为了该犯意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具体行为，才能评价为危害社会的行为，从而可能成立为犯罪预备。

四、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

　　1、犯意表示是行为人真实犯罪意图的反映。在审判实践中，特别要注意审查行为人的内心感受，并有无犯罪意图。如果行为人是出于某种心理需要而说的气话和逞能，无犯罪意图的表示，则不能认定为犯意表示，也就不能成立为犯罪预备，这样才能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正确定罪量刑起到非常重要作用。

　　2、行为人的同一行为，不能被两个犯罪构成同时评价。根据刑法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理论，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预备，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给予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评价，也就是说不能同时成立两个罪名的犯罪预备，例如：抢劫罪犯罪预备和强奸罪犯罪预备。因此，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择一重罪的原则定罪处罚行为人更为准确，这样体现刑法的罪责相适应原则的公正性，也体现对犯罪人的人权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