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返还彩礼纠纷案件的分析

王春胜


　　现如今在我们广大的农村还存在着结婚收受男方家彩礼的风俗，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段腾飞，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收受彩礼的数额也在大幅度的提高，有的甚至达到15万元之多，农村各家也在这一点上互相攀比，举债结婚的笔笔皆是，所以一发生纠纷就很难解决，双方协商不成诉讼到法院，导致此类案件的增加，今年我院受理此类案件以郊区法庭为例1-10月份共受理此类案件18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审判实践中，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中规定的，按习俗办理了结婚仪式，但没登记的和登记但没在一起共同生活的，这两种相对的好处理一点。一般象这种情况双方未在一起生活，不存在钱款上的纠割或有纠割也不大，法院在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一般此类大多是判决全额返还彩礼款，但在我院受理的婚姻家庭案件中举行结婚仪式同居后又发生纠纷要求返还“彩礼”的和生活一段时间后离婚时要求返还彩礼的占6件，占案件总数的33.33%。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二）》第十条仅规定了彩礼在一定条件下予以返还的处理原则。但对于审理举行结婚仪式同居后又发生纠纷的案件中应如何适用上述条款，实践中办案法官认识上存有分歧，对一些实务问题难以把握。本文试结合审理此类案件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加以分析和探讨。
　　一、彩礼款的认定。
　　能否公正审理此类案件，认定事实至关重要。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不分时间、不论性质、不讲责任，只要是原告婚前给付女方的钱物，便一概认定为彩礼而判决被告返还。其实， 彩礼是男女双方结婚之前，由男方家庭送给女方的一份礼品或财产，彩礼赠送的方式一般按当地习惯做法进行，有一定的程序和方式，一般要择日、摆酒，且必须有媒人参与，但双方对该笔钱物属于彩礼则不一定要求言明，往往有共同的默契。所以，并不是结婚之前男方所给的任何财物都是彩礼，在实践中对于男方或其近亲属为取悦对方所为的赠与、男方为表露情感所为的赠与、双方在共同消费中由男方支付的费用、男方及其近亲属与女方礼节性交往时的赠与等等，均不应认定为彩礼。如原告甲与被告乙经媒人介绍见面当天，原告给付被告见面礼2000元。会亲家时包桌吃饭3000元，逛商场时为被告买西服1件。原告在外打工时，给被告汇款1800元让其买手机。对于上述款物，原告为被告所买的手机所汇款1800元，都不属于彩礼。
　　二、不能机械执法个案处理中要区别对待。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二）》第十条规定非常明确婚约财产纠纷的就是要全额返还，这个规定就机械了很多，个案当中法官处理案件时要依据此条文处理可能会出现当事人不服，或裁判不公的情况。如原告甲与被告乙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中，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后相处了一段时间，并过了彩礼款2万元，在相处期间原、被告发生了性关系，导致被告怀孕被告做了人工流产。双方因故发生矛盾原告要求返还彩礼2万元，被告提出因其怀孕做流产支出了手术等治疗费用，因此身体欠佳要求被告给一部份营养费用。此案事实清楚，如按《解释（二）》的精神就得全额返还，但此案中被告的怀孕原告也有过错，全额返还可能就有失公正，故该案可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和被告流产所需的实际费用做出酌情适当返还的判决。
　　三、结婚后再离婚的和同居后分手的应如何处理。
　　双方结婚后又离婚的，但生活了一段时间，此时对返还彩礼的处理在审判实践当中分歧也挺大，首先生活的年限虽没有规定，但我个人认为一定要短，最长不要超过二年。这与诉讼时效不相悖。其次在共同生活期间所接受的彩礼是否已用于共同生活，这是关键。因为如用于共同生活那么原、被告的财产混同而不予分割，比较好理解，但就司法实践中如何掌握作以下几点说明：首先要求“确已”用于共同生活。这就要求接受彩礼的一方，要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避免依此为借口拒绝返还彩礼；其次女方在“结婚”前购买的嫁妆，双方共同使用，不能视为用于共同生活。因为女方的嫁妆是其“婚前”财产，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男方也有其婚前财产用于共同生活，都不能使用该项规定；另外，共同生活的界定，主要限制在家庭成员因生活、生产需要并实际支出，比如男女一方或双方患病花费、共同经营投资等。
还有一种因素是应当根据双方同居的时间长短，女方在男方家付出的劳动多少，然后作出全部或部分支持或者不予支持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司法公正，才能合理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北安市法院郊区法庭　王春胜
浅谈举证责任倒置

郭辉


　　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实体法规定举证责任分配。这种模式由于受到法律要件分类学说的影响，举证责任分配规范被认为属于实体法的内容，主要流行于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是由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规定举证责任分配。此种模式除了在实体法中就具体的问题作出规定外，还在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如法国、葡萄牙、俄罗斯、美国等（参见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03页）。但各国关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一般都是由法律确定的。比较而言，我认为由于举证责任倒置主要涉及到的是侵权法中的严格责任因此就严格责任问题应当在侵权法中详细规定。其必要性在于：一方面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可以与其他的责任制度协调一致；另一方面，在侵权法中规定严格责任，可以将抗辩事由规定得更为详细具体。当然，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引导有关法官寻找相应实体法规范。
　　应当明确，不仅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由法律规定，而且对于倒置的事由也必须要由法律明确规定。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告方究竟应当举证证明什么？也就是说，究竟应当“倒什么”、“置什么”？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通过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规定，以下案件可以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1、因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5、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6、有关法律规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则”对此也有反映。这一规定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解，似乎在这些类型的案件中要求被告对一切要件事实都负举证责任，如在高度危险责任的情况下，有关因果关系的问题都要被告来反证，这对被告过于严苛，且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无法操作的。例如，原告提出诉讼请求主张损害赔偿，必须就其实际损失范围举证。如果连实际损害范围的举证责任都倒置给被告，则原告在起诉时根本无法提出具体数额的诉讼请求，也就无法发动诉讼程序，这在实践中是个荒谬的怪圈。所以我认为，关于何种要件事实需要举证责任倒置，十分复杂多样，不宜在民事程序法一一列举，必须斟酌具体法律关系类型，在实体法中明确限定。最好的办法是在侵权法中对严格责任的抗辩事由作出严格限制，从而在法律上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的事由。
　　在我国，确定举证责任倒置必须由法律规定，还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贯彻立法法的精神。由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斟酌民事法律制度，但在目前立法不完善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并非完全不能填补这项法律空白，只是应慎重。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并不是太高，允许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将使法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使其在具体案件中可以自由分配举证责任自由地决定倒置的内容，其结果使当事人对司法缺少了应有的可预知性，裁判的公正很难得到保障。一旦法官不适当地行使甚至滥用其自由裁量权，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实施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能泛泛地允许各级法院都可以依据民法的斟酌原则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使允许法官对个别特殊的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也必须进行严格限制。


北安法院 郭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