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12年6月20日下午，被告何庆阳驾驶赣C8L331小客车由南山花苑往丰润桥行驶至南山东路钱江水泥店门口路段时，由于未与前方车辆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将吴小菊驾驶的H1618超标电动车（后载周菊芬）追尾相撞，造成周菊芬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吴小菊受伤及两车损坏的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经铜鼓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铜公交认字（2012）第3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何庆阳负全部责任，吴小菊和周菊芬不负责任。此肇事车辆车主为被告何恬，该车在被告人保财险宜春市分公司袁山大道营销服务部投保了交强险（死亡赔偿金最高赔偿限额为11万元，财物损失最高赔偿限额为2000元）和第三者责任险（最高赔偿限额为30万元，不计免赔），保险期间自2012年3月2日起至2013年3月1日止。周菊芬系1948年11月27日出生，2012年6月20日至2012年6月24日在铜鼓县人民医院共住院治疗5天，费用合计6092.22元。周菊芬与儿子李庆国共同生活，其全家的责任田分别于2011年8月28日和2011年8月31日全部被政府征收用于城市公园人工湖和安置用地工程，目前李庆国所在温泉镇温泉村花桥组土地基本上已全部征收，该组村民全部属于失地农民。

　　[判决]

　　死亡赔偿金是按城镇标准还是按农村标准计算，不能简单地以公安机关的户籍登记为依据。在确定赔偿标准时应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05）民一他字第25号《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明确答复：“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户籍为农村的，是否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费用，应着重从受害人经常居住地及主要生活来源等因素考虑。受害人周菊芬虽然为农村居民户口，但根据现有证据证明，其土地已被征收，为失地农民，其主要收入来源已不能依赖于土地，其生产、生活和消费地都在县城中心区，在日常生活、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内的开支与城镇户口的居民相比已无甚区别，根据公平和利益原则，当其人身受损时应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赔偿额。故在确定其死亡赔偿金时应依据2011年度江西省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297415元。

　　[评析]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城郊或农村变成了城市或者各种各样的开发区，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农民的土地被征收或征用。被征收土地的农村居民，有的被纳入城市管理而转为了城镇户口，有的未被纳入城市管理仍为农村户口，即所谓失地农民。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失地农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是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还是农村居民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确定了不同的赔偿标准。在审判实践中，一般是根据户籍登记来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但如果仅仅以户籍登记来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赔偿标准则过于简单和绝对。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05）民他字第25号《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答复，“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计算，主要依据受害人的户籍、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或者农村居民标准。受害人为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市的，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对作为失地农民的周菊芬的有关赔偿，是应该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还是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来进行计算的问题，成为了本案的争议焦点。在审理本案的过程中，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失地的原因、受害人住所地是否纳入城镇规划范围等因素综合予以考虑。因国家征收而失去耕地，户籍为农村户口的受害人，赔偿权利人举证受害人的住所地已纳入或者应当纳入城镇规划范围，只是户籍未转为非农村户口的，要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予以支持。受害人住所地不符合应纳入城镇规划条件的，赔偿权利人要求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不予支持。以土地耕作为生的人才能称其为农民，而周菊芬已经失去土地，他的生活已融入了城市。虽然从目前的立法上来讲，并没有任何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以具体的条文明确规定过失地农民可以比照城镇居民的标准来计算伤残赔偿金，但从我国民法所确立的“公平原则”出发，其在日常生活、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内的开支与城镇户口的居民相比已无甚区别，当其人身受损时应参照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赔偿额。

　　（作者单位：江西省铜鼓县人民法院）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浅析

翟巍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内容为: 基于对未来世代的责任，国家在合乎宪法秩序范围内，经由立法以及依据法律及法之规定经由行政与司法保障自然生活根基与动物。

　　该条款作为德国具有前瞻性的环境保护宪法性条款，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于司法实践中亦备受瞩目。 本文拟对该条款特征作简要分析，希冀为未来中国宪法中植入相似条款提供参考。

　　该条款主要具有五项特征，阐释如下:

　　一. 突出所保护客体的自然属性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保护客体之一为人类之自然生活根基。(引注1)

　　从语义分析角度考察，“自然生活根基”概念与狭义语境下“环境”概念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区别。(引注2) 基本法第20a条采用前者是为了更加明确地将文化、社会与政治视角下的泛义语境下的环境种类排除于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引注3)

　　如前所述，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所保护之人类生活根基必须具有“自然”特性。有基于此，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心理与社会环境并不属于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所指之人类自然生活根基，其损害亦无法获得该条款之法律救济。(引注4)

　　二. 所保护客体存在交叉重叠现象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规制对象为自然生活根基与动物之国家保护。(引注5)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草案原不包括保护动物内容，此内容乃后来添加。然而，此一添加使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关于自然生活根基与动物保护的表述产生语义上的重叠问题。

　　因为“自然生活根基”概念外延极广，依社会公认标准，它不仅包括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还应包括动物世界与植物世界。(引注6)

　　当然，动物作为具有感知的自然生活根基种类，相较其他自然生活根基种类与人类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将其作为宪法保护的客体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与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有基于此，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将动物从自然生活根基中单列出来予以保护，可使对于动物世界的宪法性保护具有更强针对性与明确性，从而有效避免因自然生活根基概念所涉种类的过于庞杂而可能产生的动物世界宪法性保护失之单薄的状况。

　　三. 本质表现为宪法框架性条款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为涵摄国家目标之宪法条款。(引注7)

　　更进一步分析，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所涵摄之保护条款并非宪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条款，而是国家目标宣示条款。(引注8)

　　第20a条本质上为一条体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宪法框架性条款。其主要功能有二。其一是为基本法其他条款与一般法律法规条款的解释提供一条有利于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客观判定标准;其二是为已经或将来制定的关于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法律法规提供明确的宪法性条款支撑。

　　有基于此，此条款并非授予自然环境与动物新型权利的授权条款。试图利用此条款将自然环境与动物确立为新的权利主体并行使环境诉讼行为，不仅违背条款设计者的初衷，而且缺乏相对应的宪法条文支撑。

　　四. 存在破坏基本法诸条文相容性之可能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有可能限制基本法所明确的既有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使，从而造成德国基本法诸条款在适用上的矛盾竞合。(引注9)

　　由于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明确强调关于自然生活根基与动物之保护应基于为将来世代负责之目的,而将来人类世代利益与当代人类群体利益在享有自然生活资源领域不可避免存在矛盾冲突;因此第20a条的适用可能与以保护当代人类群体利益为圭臬的关于基本权利的基本法相关条款的适用产生矛盾。

　　此种矛盾冲突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但在德国基本法的实践应用过程中已经得以有效规避。

　　因为第20a条只是框架性国家目标条款，而并非实际授权性条款，有基于此，该条款缺乏由德国公民直接援引适用的现实可能性。

　　德国公民依据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并不直接具有要求国家施行环境法律保护措施的请求权。(引注10) 此请求权必须在适用德国基本法关于基本权利的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参引基本法第20a 条方得行使。(引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