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府〔2005〕385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施办法的通知

2006-01-16

各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现将《厦门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原《厦门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厦府﹝2001﹞综33号）同时废止。

　　　　　　　　　　　　　　　　　　　　　　　　　　厦门市人民政府

　　　　　　　　　　　　　　　　　　　　　　　　　　二OO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厦门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药品使用质量，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减轻患者不合理的医药负担，改革药品采购管理体制，进一步规范本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行为，遏制药品购销中的不正之风，根据《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规范（试行）》（卫规财发﹝2001﹞308号）、《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国纠办发﹝2001﹞17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若干规定》（卫规财发﹝2004﹞320号）及其配套文件精神，并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活动是指依照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规定和本办法开展的药品集中公开招标、投标、评标、定标、签订和履行合同以及其他相关的活动。

　　第三条　本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遵循以下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

　　(二)廉洁和诚实信用；

　　(三)质量优先，价格合理；

　　(四)保障中、低价位药品供应，兼顾其他需求。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招标人是指本市区域内所有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医疗机构)。

　　本办法所称投标人是指依法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在本市参加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本办法所称招标代理机构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取得中介代理机构资格证书的社会中介组织，由招标人通过公开的方式自主选择，并在招标人委托授权范围内办理集中招标采购事宜的机构。

　　招标人、投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本办法进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活动。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成立由市政府领导任组长，卫生、监察、物价、工商、药监、劳动与社会保障、经发、纠风、财政、审计等部门组成的“厦门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协调监督小组”（以下简称协调监督小组），负责指导、协调、监督全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协调监督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协调监督办）。

　　第六条　由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协调组织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领导组成“厦门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招标委），负责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业务决策。招标委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招标办），负责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具体运作。

　　第三章　　采购目录和采购方式

　　第七条　除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和中药材、中药饮片外所有临床用药全部纳入采购目录。

　　纳入目录的药品均应使用通用名，并均应包括该通用名对应的所有不同商品名药品及剂型、规格，防止中标药品被其它同类品种替代。

　　省标中标价格较低的大宗药品可委托省里招标。

　　对价格低廉、采购数量少、临床不易滥用的药品是否纳入采购目录，由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规定。

　　第八条　一般药品按三种方式采购：对能够形成充分竞争的品种（指有三个以上生产企业生产的通用名、规格、剂型、质量层次均相同的投标品种）实行公开招标采购。

　　对不能形成充分竞争的品种（指不足三个生产企业生产的通用名、规格、剂型、质量层次均相同的投标品种）实行集中议价采购。

　　对集中议价采购不能成交的品种按有关规定实行备案采购。

　　第四章　　集中招标采购程序

　　第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如实将上一年度药品使用量和本年度需求量报告招标办。招标办汇总编制全市本年度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目录和计划，报经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向社会公布。

　　列入招标目录的药品采购量至少按一年的使用量确定。

　　第十条　鼓励药品生产企业直接参加投标，以减少药品流通中间环节，降低药品投标价格。

　　药品批发企业投标，必须持有药品生产企业的合法授权书。

　　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严格执行卫生部制订的《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集中议价文件范本（试行）》对投标文件的规定，不得要求投标企业提交上述规定以外的证明文件；对政府有关部门的药品基础数据库和药品价格信息库等发布的企业资质、产品认证数据和价格信息，可以直接采用，不得再向企业索取；原则上不要求投标企业提交样品。

　　第十一条　开标按招标文件确定的时间公开进行。招标办应将开标结果抄送协调监督办各成员单位。

　　招标代理机构可委托公证机关对开标活动进行现场监督和公证。

　　第十二条　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将投标的药品质量和企业近两年内有否违法经营等状况向招标办通报，供评标委员会作为评审依据。

　　相关部门所提供的情况应当事先告知投标人，听取投标人的申辩。

　　第十三条　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会同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建立本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评标专家库(以下简称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库成员由本市药学、医学、医院管理、护理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

　　评标专家依照《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规范（试行）》和本办法以及评标标准、评标程序参加评审工作。

　　第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办按规定从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并按一定数量专家组成，经履行现场监督职责的有关部门确认后成立。

　　评标委员会的成立到评标工作开始的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2小时。

　　评标委员会应当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展评审工作。

　　第十五条　评标委员会对专利药品、获得我国行政保护的国外原研制药品、未申请专利保护的国内原研制药品、在国内同品种药品批准文号取得前已经引进投产的国外原研制药品、国家级优质中成药品、国家发改委单独定价的药品（以下简称高价药品），与其它药品（以下简称廉价有效临床常用药品）进行分类评审。

　　第十六条　药品招标评标要素由质量、价格、服务、信誉四方面组成。

　　评分权重中原则上质量要素的权重不低于总分的40％；价格要素权重应当低于质量要素权重，但不得低于质量权重的50％；商业信誉要素权重不低于总分的15％。

　　根据对投标人提交的资质证明文件等进行的客观评价分数不应低于总分的2/3。

　　第十七条　对实行公开招标采购的品种应将总评分排名第一的药品确定为中标品种，排名第一的中标人放弃中标或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可确定排名第二的为中标品种，依次类推。

　　总评分排名前两名的药品质量价格比存在较大差异时，评标委员会可再增选一个中标品种。

　　当得分并列第一或得票数相同时，应取价格低的为中标品种。

　　对实行集中议价采购的品种将得票数超过三分之一的确定为中标品种，如有两家得票数均超过三分之一时则取得票数高的为中标品种。

　　同生产企业同品种不同剂型规格间应保持合理比价关系；议价采购的剂型规格品，与同品种中标剂型规格品中最高价格相比，应符合国家发改委规定的差比价关系，以防止投标企业以奇异规格、包装规避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第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确定中标结果后，招标代理机构应在24小时内公布中标结果，并在3日内向中（落）标企业发送中（落）标通知。

　　第十九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在中标结果公布后3日内将中标结果报送市价格管理部门，并由市价格管理部门公布中标药品的临时最高零售价格。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在中标结果公布后20日内，应当根据各自选定的药品品种和数量与中标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合同应当明示采购的品种、规格、数量等基本要素。

　　医疗机构应当首先保证廉价有效临床常用药品的临床使用。原则上三级医疗机构所选的廉价有效临床常用药品采购金额数在同品种中不得低于70％；二级医疗机构不得低于80％；一级医疗机构不得低于95％。

　　医疗机构确定所选药品采购总量，可在上报招标办的采购数量的20％的范围内浮动。

　　签订合同时，医疗机构不得要求中标企业低于中标价格销售、给予折扣以及其它资助。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医疗机构对已中标的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组织再评审、再筛选。

　　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当依照合同约定从中标企业采购药品，不得采购非中标药品。

　　在规定的采购周期内，若合同约定的采购数量未完成的，可顺延至下一个采购周期开始后的第一个月继续采购；合同约定的采购数量已经完成，但下一轮招标尚未进行的，应当按照原合同约定的中标药品继续采购。

　　第二十二条　中标的药品生产企业可委托合法药品批发企业进行配送。

　　中标的药品批发企业应当具备在24小时内向本市医疗机构供应中标药品的能力。

　　第二十三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中标药品应当抽查检验，对不合格药品及时作出处理。

　　第二十四条　中标药品临时市场零售价格执行期间，若上级价格管理部门调整有关品种市场最高零售价格，调整后价格低于中标药品临时市场最高零售价格的，执行上级价格管理部门调整后的价格；调整后价格高于中标药品临时市场最高零售价格的，执行原中标药品临时市场最高零售价格。

　　第二十五条　医疗机构或者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发现对方在履行合同时有违约行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合同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并由招标办建立不良记录档案。

　　第二十六条　招标代理机构在价格管理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范围内收取中介服务费。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及新闻媒体参与对招标的全程监督。

　　第二十八条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分别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一）未按规定采购中标药品，或未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比例采购药品的，由医疗保险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二）无正当理由不按时、不如实或拒绝与中标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三）不按规定参加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不按规定的药品品种进行集中招标采购，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四）在发布中标通知书后擅自改变中标结果，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五）对中标的企业和药品组织再评审、再筛选；到中标企业进行由对方支付费用的各种名义考察、参观和学习；要求企业低于中标价格销售、给予回扣；向企业索要财物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监察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价格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六）不按规定时间、定价原则调整中标药品零售价格；不按实际成交价如实开据发票，不如实记帐；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自定项目、自定标准乱收费以及其他价格违法行为，由价格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七）无正当理由不按药品购销合同采购中标药品或另设附加条件；不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款及其他违约行为，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招标代理机构向他人泄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其他与招标、评标、定标有关的情况，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医药生产和批发企业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分别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一）提供虚假的营业执照和药品质量证明文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并由招标办取消其投标、中标资格；

　　（二）中标药品凡抽样检验或送样检验不合格者，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三）相互之间或与采购方串通投标、报价，或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影响公平竞争，损害采购方或者其他药品供应商合法利益的，由价格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并由招标办取消其投标、中标资格；

　　（四）为谋取中标，给予医疗机构、招标办、招标代理机构、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评审专家等回扣、财物以及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监察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价格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五）不在规定期限内签订药品购销合同或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其行为由招标办予以记录，并在下一轮招标、评标时扣减相应得分，情节严重的，两年内不接受该企业对我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投标；

　　（六）开标后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或有违规行为的，要在评标过程中酌情扣减其信誉分；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取消本次投标资格。已经中标的，中标无效。

　　第三十一条　卫生行政、药品监督、医疗保险、物价管理、工业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等行政部门，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分别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一）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限制投标人之间公开、公平、公正竞争；

　　（二）插手、干预招标、评标、定标具体工作，非法指定、限定医疗机构采购药品；

　　（三）泄露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有关的工作秘密和企业商业秘密；

　　（四）违反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收费规定，自立项目、自定标准乱收费和索要资助；

　　（五）收受招标人、投标人财物，接受可能有碍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公正进行的宴请、礼品、旅游等行为。

　　第三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评标专家资格，并分别由监察部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一）评标期间私下接触投标人；

　　（二）收受药品生产和批发企业财物，接受可能有碍公正评审的考察、旅游、礼品馈赠和宴请；

　　（三）泄露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相关的商业秘密；

　　（四）从事药品生产、批发活动或从事涉及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有偿中介活动；

　　（五）其他有损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公正性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招标办工作人员有本办法所列各种违规行为的，除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按照隶属关系，应责令其改正，并视情节对有关责任人进行批评，给予纪律处分，对有关单位进行通报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医用卫生材料参照本办法实行集中招标采购。

　　第三十五条　市药品监督局、市卫生局、市物价局、市工商局、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应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具体管理规定和办法，报经协调监督小组审定后公布实施。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未及事项依照卫生部等六部门《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规范(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若干规定》、国务院纠风办等七部门《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实施。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卫生局、市监察局会同市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关键词: 承诺传递迟延 通知义务 缔约过失 效果选择
内容提要: 法律评价存在着量度之纬，如何让法效果和法评价之量度相协调，是方法论上的核心问题之一。承诺传递迟延场合下效果与评价关系的妥当处理，需要通过我国《合同法》第29 条与第42条的配合运用来实现。由于受要约人的可归责性在《合同法》第29条中没有获得评价的空间，且该条已将法律效果设定在一定强度之上，故应当对该条的适用要件予以严格限定，限缩其适用范围。同时，应将被《合同法》第29条适用要件排除出去的情形，诸如要约人可归责性较弱，以及受要约人具有可归责性的案型，置于《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中进行评价。


一、问题的提起

法律效果是体现法律评价的工具，但法评价总会有量度上的差异，不同个案中的法评价在量度上几乎不可能相同。如何让法律效果有足够的空间来反映评价的量度，便成为方法论上的一个恒在的问题。对此，不同的法律领域适宜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在侵权法领域，赔偿范围的控制可以有效实现效果的妥当化，其基本的方法包括因果关系的切割，利益保护范围的限定，以及比例责任的认可等。这些方法可以形成平缓的延展空间，为个案中的法律评价寻得恰当的位置。在合同法领域，法律效果可根据需要，在履行利益赔偿与信赖利益赔偿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还可在上述两项赔偿范围之中进行调控。

但是过度的调控空间也会诱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所以从立法层面而言，在法评价的量度可以确定的场合，反而适宜采取一定方式对法律效果进行限定；[1]而在法评价之量度难于确定的场合，则应为法律效果保留开放的空间，让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境确定妥当的法效果，此乃不得不为而为之。除此之外，司法实践中法官还可以根据个案评价量度之不同在不同的规则间徘徊，透过各构成要件的解释可能性来寻得妥当的法效果。本文以承诺传递迟延为例来展示上述思想在其中的影响。

承诺迟延包括逾期承诺和传递迟延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发出承诺时即已发生迟延的情形，后者则是指承诺发出时并未逾期，且通常情况下会及时到达，但因传递途中的其他原因导致了承诺迟延到达的情形。[2]逾期承诺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而对于传递迟延之承诺的效力，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9条的规定，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在这似乎十分简明的规定背后却隐含着为学界所忽略的一系列问题：该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基础及发生条件是什么？我国《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3]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导致承诺迟延到达的“其他原因”的范围该如何限定？承诺传递迟延非因“其他原因”所致时，要约人未通知是否即无责任？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作出相应的解释，并反思其中的法效果赋予的法律技术安排。

二、承诺传递迟延通知义务的规范基础及其辐射范围

我国《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系参照比较法上的通行规则而制定，[4]其基本规范结构为，以要约人及时通知义务之履行来阻止承诺适格之拟制。传递迟延之承诺，虽然在发出时依通常情形不会迟延，但到达时确已迟延，故已不是适格的承诺，不能发生承诺的效力。[5]但依《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要约人若未及时通知对方表示不接受的，该承诺却为有效。显然这里的有效为法律的拟制，已超出要约人自主选择的范围，由此可能带来的不利益实为要约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责任。要约人及时通知义务的设定是对到达主义的微调，即在坚持将承诺在途风险分配给承诺人的同时，设定要约人的及时通知义务以为缓和。[6]而《合同法》第29条解释论的核心问题，即为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基础及发生条件。

合同法为什么要为要约人附加通知义务呢？有学者认为，在承诺传递迟延的情况下，承诺人原可期待合同因适时承诺而成立，依诚实信用原则，要约人应有通知义务。[7]德国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49条第1句所规定的承诺迟到的通知义务，可视为合同前义务；[8]而迟发或未发迟到通知被视为负担之违反。[9]可见，通知义务为法定义务，可视为系根据法律的精神结合当下情境而推衍出的结果。诚信原则内含法律之精神，在诚实信用原则之下，可以将这里的价值判断具体化。首先，缔约阶段的当事人为了合作而开始磋商，以寻求双方利益的实现，由此可引出相互之间一般性的关照义务。此种关照义务虽模糊，但在与特殊情境相结合后即可演化为明确的义务类型。即便受要约人发出的承诺最终迟到了，但是承诺发出时依正常情况将按时到达要约人，故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已有效成立。基于这样的信赖，受要约人会对自己的事务作出相应的安排，诸如拒绝他人类似的要约、为合同履行作必要的准备等等。如果承诺不能生效，受要约人就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而从要约人方面来看，其收到的承诺虽然迟到了，但如果他能够知道受要约人会相信承诺未迟到并继续为合同履行而进行相应的投入，则轻易允许该迟到的承诺不生效在法伦理上对其的评价必然会是负面的，尤其需要考虑的是，其阻止受要约人为合同履行继续投入的成本非常之低。正是出于法伦理上的这一负面评价，立法导向了要约人通知义务之附加。

从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条件来看，既然该义务是对要约人上述“能为而不为”之负面评价的体现，那么要约人必须知道他人存在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方才应当负担起通知以为避免损害的义务。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第149条中规定了“要约人须能够认识到这一情形”的限制，《日本民法典》第522条设定了“可以知晓承诺通知已经在通常情况下应该于该期间内到达的时间内发出”的要件，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59条也规定以“其情形为要约人可得而知”为限方能发生通知义务。对此，我国《合同法》第29条并未表现出这样的要求，但从其规范基础中理应导出这样的限制性条件。在要约人不知道受要约人误认为承诺未迟到的情况下，要求要约人通知受要约人，在逻辑上和价值判断上均难以成立。不过，要约人因过失而不知时是否作同样的评价，值得探讨。德国学者主张要约人必须认识到承诺表示在正常传递情况下会适时到达，这不仅包括积极的知道，也包括过失的不知。[10]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其应包括要约人明知或可得而知，[11]日本民法相关规定中的“可以知晓”也可作同样的解释。但笔者以为，我国《合同法》第29条宜解释为仅要约人知道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时，方才发生通知义务，并且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也只是为了解决事实上知道之证明困难而设。要约人因普通过失而不知进而未为通知的，承诺也不视为未迟到。其理由在于，《合同法》第29条已将法律效果设定在一定的强度之上，该法律效果需要对要约方有一定强度的负面评价来支持，即在要约人因普通过失而不知的情形下，对要约人未为通知的负面评价较低，仅对于明知而不为通知者方可限制其“自主选择”意义上的私法自治。

此外，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存在，是以受要约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承诺迟到之事实为前提的。故正如《德国民法典》第149条以及《日本民法典》第522条规定的那样，要约人在收到迟到的承诺之前，已向受要约人发出迟延通知的自然无须再行负担通知义务。而《荷兰民法典》第6:223条则规定，要约人需知道或应当知道承诺迟到对受要约人而言并非显而易见，其强调的同样是受要约人对承诺迟到之事实知晓可能性的意义。由于在受要约人知道承诺迟到的事实场合自无信赖可言，而要约人通知义务的设置正是为了避免受要约人因信赖而受损，故无信赖存在即无要约人通知之义务。而在受要约人应当知道承诺迟到的事实时，受要约人的信赖合理性程度降低，其自不宜依《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使合同得以成立。实践中，当受要约人知道或可得而知承诺迟到的事实时，要约人未为通知的，该承诺也不发生效力。例如，因承诺传递方式为受要约人所选定，故当承诺发出之后发生了受要约人应当知道的会影响承诺传递的重大事件时，要约人未为通知的，也不发生《合同法》第29条所规定的效果。

《合同法》第29条就承诺传递迟延的原因作出了如下规定：“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与比较法上的其他立法例相比较，其将承诺迟到的原因限于“其他原因”，增设了要约人通知义务的发生条件。[12]对该“其他原因”应作何解释，以及增设此项条件是否妥当，值得探究。笔者认为，“其他原因”可解释为非可归责于受要约人的原因。承诺因可归责于受要约人的原因而迟到时，受要约人值得保护的程度有所下降，不宜适用《合同法》第29条之规定而使合同成立。可见，增设“其他原因”的限定具有其合理性。

就通知的方式而言，口头、书面均可以，并且只要要约人发出通知即可，至于该通知是否到达受要约人则在所不问。正如学者所言，承诺迟到之通知，以要约人将迟到的事实通知承诺人即为已足，且此通知依发送而生效力，无待到达，其不到达的危险性，应由相对人承担。[13]要约人需适时地发送通知。[14]盖要约人发出通知，即已尽到对他人利益的关照义务。本来承诺迟到也非因可归责于要约人的原因而发生，在其为受要约人利益着想已为通知时，若再让其承担该通知的在途风险，则有过度之嫌。对于通知的时间要求，日本学者认为要约人应当立即向承诺人发出承诺迟延到达的通知，否则视为承诺没有迟到，契约成立；[15]《瑞士债法》第5条规定，“要约人应当不迟延地将此情况通知对方”；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59条规定的是“即发”通知；我国《合同法》第29条规定为“及时”，解释论上可解释为毫不迟延地进行通知，但立法论上可能尚有商榷的余地。[16]

因此，在要约人知道受要约人会相信承诺已按照正常进程适时到达时，若要约人未为及时通知，则承诺仍然有效，契约成立。[17]不过，契约系于承诺到达时成立，并不溯及至依通常情形承诺应到达之时。[18]契约成立，意味着给予受要约人原本可获得的东西，其履行利益获得了保障，相对于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而言，其可获得的利益通常更多一些。[19]对此，有德国学者提出强烈的批判，认为这里完全找不到将损害赔偿转换为履行责任的令人信服的理由，[20]并且表意人的信赖原本并非建立在另一方当事人任何行为之上，而是建立在所谓的“通常的运送情况下”，即一种处于收信人领域之外的情况。所以，表意人的信赖完全不值得保护。[21]笔者认为，该观点敏锐地发现了此处与其他信赖保护场景之不同。我国《合同法》第29条保护的虽是受要约人的合理信赖，但是信赖的发生与要约人无任何牵连，不仅要约人对信赖的发生无可归责性，而且信赖之发生已远远超出了要约人可能归责的范围。故实质上要约人所承担的并非信赖责任，从信赖责任的角度也确实找不到责任之基础。但正如前文所述，要约人通知义务的正当基础在于其负有积极避免他人可能正在遭受损失的义务，而不在于像信赖责任场合下的制造外观诱发他人产生信赖等情形。所以，要约人通知义务的设定虽然也是为了保护受要约人的信赖利益，但其发生基础却并非信赖原理，通知义务的发生机理更接近于侵权法理念。实际上，在价值判断上，即使是陌生人之间，若一方可以较低成本来避免他方的重大损害却不为之，也会招致负面评价并可进而引发相应的法效果。欧洲侵权法小组起草的《欧洲侵权法原则》甚至规定，在一方损害严重而另一方可容易地避免该损害时，发生保护他人免受损害之义务。[22]此种义务与要约人的通知义务，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

由于我国《合同法》第29条规定已经将法律效果设定在一定的强度之上，故为了维持效果的妥当性，需要在构成要件层面提高要求，该条的适用范围因而会被适度限缩。限制的方法包括将要约人的可归责性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及要求受要约人不具有任何可归责性等。当然，此种限制的合理性，取决于是否存在其他法律构成可供补充，以及补充进来的法律构成本身的妥当性。如果没有可供援引的他项法律构成，解释论上则不得不扩张该条的辐射范围。可见，有关《合同法》第29条的解释论直接受到周边制度状况的影响。

三、《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的相互衔接与配合

上述《合同法》第29条的解释论会引发一定的问题，例如在因受要约人过失写错地址而导致承诺传递迟延的场合，因为已超出“其他原因”的范围，要约人未发承诺迟到通知，也不能依《合同法》第29条规定使承诺生效；但是，对要约人而言，其被评价的行为并不因传递迟延的原因不同而发生变化，要约人同样是知道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成立，而未发出通知以避免受要约人发生进一步的损失，法伦理上的负面评价依旧！这样，如果一种情形下导向合同成立，另一种情形下却没有任何负面法效果，则价值判断上显然已经失衡。而法效果妥当性之要求，则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缔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于缔约阶段因过错导致他方损害所应负的责任。该制度起源于德国判例法，并于2002年德国债法修订时被成文化。[23]我国1999年的《合同法》借鉴德国法，于第42条对缔约过失责任作了一般性的规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法上系因其侵权法较为狭窄才导致缔约过失责任的生成，而我国《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行为责任采行的是如同法国法那样的一般条款规定，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故引入缔约过失责任的合理性值得怀疑。我国现行法上将缔约过失责任纳入侵权法并无实质性障碍。[24]不过缔约过失责任的不同体系定位并不影响这里的讨论。

我国学界未见关于《合同法》第29条定位的讨论。德国法上与之对应的是《德国民法典》第149条，德国学者将该条规定视为隐藏的缔约过失的特殊构成，[25]假设没有该条规定，则要约人通知迟延构成缔约过失，承诺人仅有消极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26]笔者认为，关于承诺传递迟延之规则，体系解释上无外乎三种可能，即法律行为的视角、侵权的视角和缔约过失的视角。从通知义务为合同前义务的角度来看，不履行通知义务似可构成缔约过失，但在法律效果上却是成立合同，与一般缔约过失责任不同；从能够以低成本来避免他人损失发生，却未为相应行为加以避免的角度来观察，侵权构成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效果安排上同样与侵权责任有异；从最终让合同成立的角度看，可认为是将未为通知视为对迟到承诺的默示认可，从而可采法律行为的构成。比较而言，法律行为构成更为可取一些，我国《合同法》第29条于形式上系将其纳入到合同框架下进行处理，虽然其实质上与缔约过失和侵权无异。在合同法中作这样的安排并不少见，所有不存在事实上的合意，而经由解释导出法律上合意之场合，均是以合同的形式来实现非合同责任。

从大的缔约背景来看，可以将我国《合同法》第29条视为自一般的缔约过失责任中抽取出来的一小部分，并采法律行为的构成，在法效果上作了特殊的安排。因此，当具体案型不能纳入《合同法》第29条规定的射程之中时，就会留待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来加以评价。[27]在前述因受要约人写错地址而致承诺传递迟延的案型中，对于要约人不为通知的法伦理上的负面评价，当然应当导向通知义务的发生，只是该通知义务并非《合同法》第29条项下的通知义务，而是《合同法》第42条规定意义上的通知义务。该通知义务的不履行并不导致承诺有效的结果，而是导向缔约过失所致损害的赔偿责任。这样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当受要约人对承诺迟到具有可归责性时，为其提供《合同法》第29条规定的法效果就有过度保护之嫌。在《合同法》第29条的框架下，缺少考量受要约人可归责性的空间，而将该情形置于《合同法》第42条规定之下，则可以充分考量双方当事人的可归责性程度，并在法效果上加以体现。

我国《合同法》第29条法效果的安排，为缔约阶段的受要约人提供了充分的保护，而对要约人则附加了其原本不愿承担的约束。这样的法效果安排，需要将其适用要件限定于受要约人无可归责性及要约人具较高程度的可归责性，才能保证法律适用的妥当性。所以在《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适用范围的分野上，宜将受要约人有可归责性的所有情形，以及要约人仅具有一定程度之下可归责性的情形，均纳入第42条的适用范围，而将第29条的适用范围限定于要约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且受要约人无可归责性的情形。对于缺少对双方可归责性进行比较和权衡空间的《合同法》第29条规定，应通过要件设定对其适用范围予以限制，而所有需要对双方可归责性进行比较和权衡的案型，均被纳入《合同法》第42条规定的辐射范围之内。

因此当承诺传递迟延时，应适用《合同法》第42条而非该法第29条之规定的，至少应包括如下几种情况：因可归责于受要约人的原因而使得承诺传递迟延的，受要约人应当知道承诺传递迟延的，要约人因普通过失而不知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成立的。而在要约人非因过失而不知受要约人会相信合同成立，以及受要约人知道承诺传递迟延之事实的案型，均不适用《合同法》第29条和第42条之规定。在前者，要约人无可归责性，在后者，受要约人并无信赖之产生。

承诺传递迟延需适用《合同法》第42条之规定时，法律效果上为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义务的发生。应以要约人事实上收到承诺之时为起点来计算受要约人的信赖支出，在这之前发生的信赖支出与要约人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而计算的终点应为受要约人知道承诺迟到事实之时，从该时点起，受要约人对合同成立不再有信赖可言，并且其应当开始采取措施以减少损失。信赖利益损失赔偿以履行利益为上限，但可以无限接近履行利益，[28]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考虑双方可归责性的程度，二者处于一种彼此相抵的状态。这样，在承诺传递迟延的情形之下，通过《合同法》第29条与第42条的相互衔接与配合，可以为不同量度的法评价提供相应强度的法效果。

四、结论

承诺传递迟延是承诺在途风险发生的表现之一，依到达主义，该风险应由承诺人承担。但是，基于对要约人明知他人误信合同成立而置之不理行为的负面评价，我国《合同法》第29条设立了要约人及时通知的义务，并将不履行通知义务的法律效果设定为合同成立，从而为受要约人提供了履行利益保障。由于《合同法》第29条没有留下权衡双方当事人可归责性的空间，并且法律效果已被设定于一定的强度之上，故解释论上需要严格规范《合同法》第29条的适用条件，限缩其适用范围。具体而言，应将要约人的可归责性要求提高到一定程度，同时要求受要约人没有任何可归责事由。